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伊始，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一年之“计”是，把减少顺差作为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抓好落实。他说：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对外贸易工作持续发展：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世界的高度认识减少顺差的重要性。

过去这么多年来，国人比较耳熟的是如何减少贸易逆差，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贸易，政府更是关怀备至，使尽浑身解数鼓励扩大出口；而今要把减少贸易顺差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好落实，着实令国人耳目一新。诚然，而今之中国，国际贸易顺差逐年剧增，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升值节节高，经济运行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对于这些良好局面，经济学家喜形于色，称之为既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也是大国崛起之表象。仰望中国之崛起，西方发达国家似乎遭遇“红眼病”，不顾中国贸易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基本结果，中国是不得已而为之，得了便宜还卖乖地指责中国制造“全球不均衡”，无事生非地经常搞搞贸易摩擦。但是，为了构建和谐世界，中国仍以高姿态地承诺采取措施改善。

中国的贸易顺差扩大，真正的受益者是谁呢？当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环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就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自己腾出手来大力发展以信息科技革命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看看如今国际市场我们卖的都是什么东西就一目了然；无非主要是些袜子、内衣等劳动密集型商品，还有吃喝拉撒的东西；而我们买的可多是些技术密集型的如飞机之类的大家伙。试想，要卖多少袜子、内衣才买回一架飞机啊！中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卖得多，是因为品牌吗？不是；是因为技术吗？也不是；是便宜，地球人都知道买价廉物美的东西。中国商品为什么价廉呢？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低，生产成本低，当然可以低价在国际市场上“大出血”、“大甩卖”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5年我国职工的工资占GDP总额的11%，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50%-60%，世界平均水平也为40%。按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凝结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价值，本来应该是以工资的形式所获得的，但却通过低价的方式，被“补贴”给了那些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老外”消费者。由于中国职工工资收入低，老百姓被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等产生的高额费用困扰，更无法安排养老。美国虽　　然每年有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反而可以低价喜滋滋地消费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闻名于世，而他的《道德情操论》则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而今中国企业老板的道德情操如何呢？这些年来，“欠薪问题”成为一种顽症，困扰工人阶级兄弟，也困扰政府部门。尽管近年来政府部门多次掀起“讨薪风暴”，但“老赖”常常出现，工人阶级兄弟因“讨薪”不成寻短见的事时有发生。这些老板连欠钱给钱这种天经地义地事也耍赖，还有什么道德可言？这种宁愿以低价方式“补贴”富得流油的“老外”，也不愿给同胞加点薪的行为，又有什么情操可言？

在现阶段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好处多多，而且必需。那么，在这方面政府应如何作为呢？当然涨工资并不是说要央行开动印钞机按人头发放钞票，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应主要依靠法律和政策措施。首先，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消费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尽快出台符合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工资指导政策，为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奠定政策和舆论基础。其次，大幅提高现行最低工资标准。重点要提高一线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因为我国加工贸易占主导的商品出口主要是沾他们的光。第三，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会该建的还得建；对拖欠工资、降低和变相降低法定工资标准的企业或个体老板，要及时曝光并给予严厉制裁。

无论是从减少顺差来讲，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来说，都到了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时候了。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出口商品成本，提高价格，让“老外”消费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时多“出点血”，也让中国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高增长带来的实惠，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少些抱怨。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指出，在减少顺差的过程中，要关注国内经济运行特别是就业受到的影响，同时要采取扩大国内消费等措施，把减少顺差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大家荷包鼓了，也将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作用。否则，老百姓拿什么去扩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