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国正在走向更加全方位的开放。中国软件产业在不断学习跨国软件企业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在不断学习和研究全球软件产业发展的主要成功模式，并尝试将这些成功模式在中国复制。特别是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各具特色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引发了从中国政府、产业界到学术界的深入探讨。

　　如果是在美国的硅谷或是印度的班加罗尔（Bangalore），经常会看到由中国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或是企业自发组织的软件产业考察团前来“朝圣”的身影——目睹这些场景，中国软件产业复制软件发达国家成功模式的热情和虔诚可见一斑。每每看到这种情景，我都会被这种政府和民间的热情所感动。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相信，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和借鉴是很必要的；但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很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那些曾经在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环境下行之有效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中国呢？中国能否通过复制别国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实现本国软件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呢？

　　1、无法复制的美国模式

　　（1）美国模式的成功故事

　　美国是全球软件技术和产业的发源地。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软件产业发展的翘楚。直到今天，美国软件市场仍占据着全球软件市场40%左右的份额。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操作系统、大型数据库等基础软件领域，美国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强势地位。

　　依托对全球软件产业链上游的技术标准的掌控和全球化的行销能力，美国扮演着全球软件产业领跑者的角色。美国创造的这种以基础软件领域的原创性创新为基础，掌控技术标准和产品的事实标准，进而实行全球化行销的美国模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种模式不仅让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全球软件产业迅速扩张中最大的赢家，而且牢牢掌控了全球软件产业发展的未来。微软公司作为美国软件产业的代表，成为全球软件企业争相学习的榜样。不论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先生的大作《未来时速》，还是Michael A. Cusumano与Richard W. Selby合著的《微软的秘密》，都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成为全球软件产业领域红极一时的畅销书。

　　在我看来，美国软件产业全球领导地位的确立，首先在于美国软件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起步最早，以国防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20世纪中期对大型软件的采购，为美国软件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了软件企业以及软件相关技术和项目管理水平的发展；而美国软件企业产品研发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客户软件应用需求的产生，供给和需求形成了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美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全球软件产业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变革中，牢牢掌握了全球软件产业发展的标准，在基础软件领域掌握着大量核心技术，进一步强化了早期形成的领先优势。

　　我不妨举几个业界耳熟能详的例子，来看看美国软件产业的领先之道。

　　早在1949～1962年间，当全球软件产业刚刚萌芽的时候，兰德（RAND）公司建立的系统开发公司（SDC），就曾受美国国防部委托，组织SAGE防空系统大型软件开发项目。这个耗资高达80亿美元的庞大软件系统，至少包含了100万条代码，美国当时1,200名程序员中的700名就曾为SAGE项目工作[ix][x]。IBM公司1954～1964年间为美国航空公司开发的SABRE飞机预订系统，是第一个由商业资助开发的大型软件项目，雇佣了大约200名程序员历时10年完成，耗资达3,000万美元[xi]。SAGE和SABRE这些大型软件项目，成为美国“程序员的大学”。许多从事过这些项目的程序员后来散布到美国各地，并利用所学的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知识，创立了自己的软件和服务公司。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中国还在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中心，组织软件项目科技攻关时，美国已有40～50家大型软件公司，如果把2至3人的小公司也计算在内，则当时美国至少有3,000家小型的软件公司。

　　1964年，IBM推出的360系列计算机，率先发展为大型机时代稳定的标准平台，在1969～1971年间，始终占据着约80%的市场份额[xii]，促进了计算机在美国的应用，并为美国独立软件商创造了空前的商业机会。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操作系统（operation systems）、程序语言（programming languages）以及功能丰富、运行可靠的公用套装软件（utility software packages）等很多前沿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计算机应用水平更是在全球遥遥领先。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35个行业中，应用软件已经得到了广泛配置。每一个行业中最大的企业，几乎都在日常工作中使用计算机。到1969年，在美国任何一个行业中，大公司中约有50%～75%在使用计算机。IBM宣布从1970年开始，不再实行计算机硬件销售与软件和服务捆绑的策略，为独立软件开发商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市场。有数据显示，在IBM不再进行软、硬件捆绑销售后，仅1972年，美国就有81家新的软件公司成立。

　　纵观全球软件产业的历史，在美国公司已经能够为商业化需求，运用工程化方法研发大型软件项目之时，不论是欧洲、日本或是印度和中国，都没有类似的大型软件开发活动，在产业起步阶段，美国奠定了在全球软件产业发展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随着IBM兼容PC成为微型计算机的潮流，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MS-DOS和Windows视窗系统，逐渐成为全球风行的操作系统软件，占领了绝大部分的终端PC，Windows逐渐成为桌面操作系统软件的事实标准，用户在长期使用Windows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产品的依赖。发展到今天，全球范围内数以万计的软件企业，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开发了众多的应用程序；IT硬件厂商也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中，作为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和拥有者，总是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

　　（2）复制美国模式之难

　　美国软件产业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的极大成功，让美国模式充满了诱惑。将美国软件产业发展模式成功复制到中国，是中国政府和产业界一直以来难以割舍的情结。搜寻中国软件产业早期的历史，我了解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软公司成立之时，便被赋予了开发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的特殊使命；而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Linux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基于开放源代码软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和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又成为在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思路。可以说，将美国模式复制到中国的努力，几乎贯穿了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始终。但时至今日，经过20年的发展，在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领域里，中国软件企业还尚未形成与美国企业同台竞技的能力。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促使我去思考：美国软件产业模式能够复制到中国吗？中国应该学习和借鉴美国软件产业发展模式的哪些优势呢？

　　为了帮助思考这些问题，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日本和欧洲软件产业的发展。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曾试图以本国内需市场为依托，采用不兼容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独立的信息产业体系。事实证明，日本这种另起炉灶的模式是极不成功的。有学者认为，正是日本早期与全球IT产业不兼容的发展策略，使日本在IT产业领域，未能像汽车等领域那样成为美国强有力的挑战者。同样，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盟国家，在操作系统软件等基础软件领域，也是难望美国项背。但欧洲最终基于全球软件产业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选择了适合本国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并成长出SAP这样的全球企业管理和协同商务领域的软件巨人。

　　从全球IT产业兼容发展的趋势和日本试图以内需市场为基础来构建独立的信息产业体系的失败案例来看，美国软件产业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赖以腾飞的产业发展环境已很难复制。在跨国软件巨头已垄断了基础软件领域标准的大背景下，中国试图以占全球软件市场不足5%的内需市场为依托，来复制美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模式，另起炉灶发展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与美国竞争，虽然这种想法充满了“唐·吉柯德式的英雄主义色彩”，但最终成功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

　　理性地思考之后，我认为，中国软件产业能做和应该做的，不是生硬地照搬美国模式，另起炉灶，在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领域与美国展开直接竞争，而是要认真分析美国软件产业发展模式中可以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比如说，可以好好学习和借鉴美国政府早年在计算机软件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领域持续大量的投资，学习和借鉴美国政府对于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严格立法和执法，学习和借鉴美国软件企业与产业界在软件应用方面的互动，学习和借鉴美国企业工程化的软件开发和管理经验以及面向全球市场的行销策略等。通过将美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功做法，与目前国际软件产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特定的国情背景结合起来，走中国软件产业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