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软件产业该不该学印度

　　（1）复制印度模式的热潮

　　当中国软件产业开始探寻全球化时代的腾飞之路时，除了堪称经典的美国模式外，南部近邻印度，也以其在全球软件出口外包领域的巨大成功，被屡屡选做学习和赶超的它山之石。

　　过去20年间，在一个基础设施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还要落后的国家里，借助软件出口外包，印度已成功向100多个国家出口软件和服务，出口规模在2005年达到了创记录的28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高居全球软件出口规模第二的位置。据有关资料显示，2001～2002财年，美国《财富》全球500强中，有255家企业以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等形式，从印度购买了软件或相关服务[xiii]。印度软件产业创造的奇迹，在全球范围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Forrester和麦肯锡（McKinsey）等国际知名咨询机构，都曾经专门深入地研究过印度软件产业，很多美国知名大学的学者，也曾多次前往印度实地调研，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将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业发展的样板”。一时间，印度软件产业名声鹊起。近年来，印度软件出口外包模式逐渐从最初以人才输出（body shopping）为特色的在岸方式（on shoring）占据主导，发展为以离岸（off shoring）外包方式为主，单个外包合同的标的也有了很大提升，并且孕育出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等软件出口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软件出口外包企业。

　　对比中国本土软件企业的发展战略，不少国内知名的大型软件企业，都将复制印度模式、发展软件出口外包，作为公司发展的长期战略。甚至西安软件园和大连软件园等国家级软件园，将整个软件园的发展方向，定位于发展对美或对日的软件出口外包。“言必称印度”，似乎成了中国软件业界风行的一种时尚。

　　过去十年间，中国软件业界围绕是否要复制“印度模式”，也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就像当年唐朝高僧玄奘为了弘扬佛法而前往西天取经一样，印度近年来吸引了众多从中国前来学习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经验的“取经”者；在中国举办的各种关于软件产业发展的高峰论坛或研讨会上，也经常会邀请国内外学者讲述印度软件产业的成功经验，不时还能看到应邀来中国布道的印度大型软件企业的领袖慷慨激昂的讲演。在我的印象中，2005年，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还在北京专门举办了一场级别非常高的“中国—印度软件产业合作高峰会”，专门就印度软件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借鉴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2）印度成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面对复制印度模式、赶超印度软件产业的大潮，我们必须同样冷静地思考，印度模式的实质是什么？中国能否复制印度模式？在我看来，更本质的问题，或许应该是，中国究竟应该去复制印度模式，还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拓展更合适的发展道路？

　　为了更好地理解印度软件产业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对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发展历史做一个简要回顾。印度软件产业的腾飞，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印度国大党领袖拉吉夫·甘地出任印度总理，非常具有建设性地提出“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并制定了《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拉吉夫·甘地因而被印度国民尊称为“计算机总理”。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政策，为软件产业发展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如提供资金、人员培训、简化投资和进口手续、减免国内货物税等。自拉吉夫·甘地开始，历届印度政府都将软件产业的发展当作政府的重要政治议题，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除了来自印度政府政策的推动外，印度之所以选择有限发展软件出口外包的发展战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由于计算机应用快速普及，正面临着软件和软件供应人才不足的巨大缺口。美国的大型行业用户和软件公司，都面向国际市场，寻找解决软件供不应求矛盾的道路。而印度当时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国内信息化建设对软件的需求有限。与此同时，印度曾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国民的英语水平很高，易于与欧美客户沟通交流。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促使印度最终走向了以面向欧美市场的软件出口外包的发展道路，并获得了成功。

　　（3）印度模式本质是软件制造

　　在SAP中国研究院内部，经常使用软件产业的创新价值链——“微笑曲线”这样的一个分析工具来做战略定位。为了弄清楚印度产业发展模式的实质，下面我不妨也用软件产业的“微笑曲线”作为工具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如图2所示。完整的创新价值链，可以分解为创新、定义标准、开发、推广和市场化等几个相互衔接的关键环节，这几个环节按照附加值高低不同，构成了一条“微笑曲线”：价值链前端的创新和定义标准的阶段以及最终的推广和市场化的阶段，处于“微笑曲线”附加值最高的顶端，而单纯的软件开发环节，即编码和测试等工作，则处于“微笑曲线”上附加值最低的低端。从软件产业的“微笑曲线”来看，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全球软件分工整合中价值链最低端的编码和测试等环节。印度所从事的软件出口外包，虽能通过经验曲线来提升开发效率，获得增长，但这种效率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在我看来，印度软件产业所从事的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

　　图2　软件开发过程的“微笑曲线”

　　由于印度软件产业主要集中于编码和测试等软件加工环节，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按照欧美发包方已做好的用户需求分析和概要设计进行具体的软件开发。这种远离软件的最终目标市场和用户需求的模式，不仅使印度软件企业无法享受到软件“微笑曲线”上创新、定义标准以及推广和市场化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商业利益，而且造成了印度软件产业能力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印度软件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印度软件产业发展能力的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印度软件产业虽在编码编写效率、软件开发过程管理等环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孕育出数十家通过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CMU-SEI）软件能力成熟度最高级别的CMM5认证的软件企业；但在把握最终用户需求，以及如何将用户需求转化为软件设计，并最终把软件产品推向全球市场，这些软件产业价值链不可或缺的高附加值阶段的能力，印度软件产业存在着缺失。这种软件产业发展的关键能力的缺失，制约了印度软件产业向软件“微笑曲线”最具附加值的高端环节的攀升，使印度软件产业踏上了可能会长期沦为跨国公司的“软件加工厂”的不归路。

　　从目前印度软件出口的结构上，也不难看出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和所存在的问题。迄今为止，在印度软件产业高达近300亿美元的软件出口中，软件服务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套装软件产品只占有极少的份额，这种情况与全球软件产业出口第一大国美国有着天壤之别。这种以软件服务为主的软件出口结构意味着，印度软件产业虽然通过软件出口外包方式，在表面看来似乎实现了产业发展的高度全球化，但这样的全球化丝毫不能享受到软件产品全球行销的规模经济中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在全球软件产业分工协作的价值链上，印度软件业扮演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尴尬角色。

　　（4）中国软件不应走印度的道路

　　从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印度软件产业的成功，得益于印度根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软件市场外包需求旺盛而国内软件需求不足的市场环境、丰富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以及多年作为英国殖民地形成的英语优势，选择了适合当时国际市场大环境和本国国情特色的软件出口外包模式。基于适合本国特色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印度政府相继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强化和推动这一模式，从而推动了印度软件产业过去20年的成功。在我看来，这是印度软件模式赖以成功的关键和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但从软件产业的“微笑曲线”来看，印度软件产业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迄今为止，仍主要停留在“微笑曲线”附加值低的编码和测试等环境，整个软件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知识密集型的。附加值高的创新和市场化两个环节，仍掌握在向印度软件企业发包的欧美客户手中。这种模式很容易受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的冲击，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相信，印度软件产业成功背后，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软件产业学习。但这种学习，绝对不是简单地复制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模式，选择走软件出口外包的道路，而无视当前国际软件产业发展环境以及中国国情与印度软件产业腾飞时的国际环境和印度国情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要真正学习印度如何根据国际国内环境特点，选择适合时代潮流和本国国情的软件产业发展道路的经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软件产业发展道路。

　　目前，软件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印度软件腾飞时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软件产业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正在带来全球软件产业的价值再分配。对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会在第二章做详细的分析，这里暂且不详细展开。除了国际环境的变化外，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国内环境与印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别。首先，印度软件起步时，国内市场需求很小，选择出口外包模式即是主动应变，也是无奈之举；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21万亿GDP和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更为庞大的软件内需市场。中国的制造业等产业，已形成巨大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其次，在过去20年间，中国软件产业在自主创新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而中国明显不具备在印度软件外包模式赖以成功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印度比拼软件出口外包显然是以己之短，攻别人所长。

　　综合上述分析，在我看来，或许，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对于在不断寻找市场细分和差异化的中国软件企业个体或某一区域的软件产业园来说，可能是一种可行的战略选择，因为毕竟每一间企业或软件园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资源禀赋，或许他们中有一些适合去发展软件外包。但如果中国要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国内市场环境优势，而将整个国家的软件产业发展战略定位在“软件加工”，这对于软件产业的未来发展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将会是一场灾难，而不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