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目前公众和媒体对中国的EMBA价格问题众说纷纭，一位资深的工商管理教育人士认为“中国的EMBA太贵，价值和价格相背离”，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朱善利：这种说法本身比较笼统，也许有的学校的EMBA与他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不相符。在中国有些商学院的EMBA收费相对较高，但它提供了相应质量的服务，那么对学员来说价格就不高，但如果你收了费以后没有提供一个相应高质量的服务，价格就显得高了，所以EBMA的收费高低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学校即使是收费再低，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这个收费仍然是高的，正如同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有自己的定价，讨论EMBA的收费问题应该根据不同的商学院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记者：您刚才提到商学院的高质量服务，请问，在你看来，高质量服务的标准是什么？

　　朱善利：首先，商学院必须有一些知名的教授。知名的教授跟任何其他的品牌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讲价格的时候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和供给来谈价格，如果这个教授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他的市场价格就很高。

　　我觉得师资是最主要的，因为办大学主要是靠老师，所以一个大学的收费高低主要取决于教师水平。

　　另外，学校的氛围也很重要。读一所名牌大学与读一所非名牌大学是不一样的，大学里的设施(比如图书、资料、设备)差别很大。比如，北大的图书馆是亚洲大学里最大的图书馆，它的藏书也是除了国家图书馆以外在中国图书馆里最多的。而且到好大学里就跟到一个好球队里打球是一样的，周围人的水平决定了你的水平，在不同的环境里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是继续水涨船高，还是将走向平稳发展的趋势？

　　朱善利：我认为整个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还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MBA的需求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国经济肯定有一个稳定、长期的发展过程，那么对管理人才的需求量是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管理人才供给量很小，平均一个企业还摊不到一个MBA，所以未来中国企业会对MBA有很快的需求、很大的需求。“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市场将会有一个淘汰过程”

　　记者：但是，目前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市场从MBA，EMBA，到高级经理培训无不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如洋野鸡大学泛滥、教学质量良莠不齐等，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的工商教育界应如何把好质量关，如何做好质量控制工作？

　　朱善利：在中国市场一旦某个行业出现很大的市场需求时，大家就蜂拥而上，MBA教育也是如此，现在国外好多杂牌大学进来了，国内有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学校也在申请办MBA、EMBA。我觉得这有可能对市场造成不好的影响，可能破坏MBA教育的声誉。

　　但最后肯定会有一个市场淘汰的过程，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市场会慢慢地认识到，哪些是好学校，哪些是坏学校，会把不好的学校淘汰掉，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学员的选择完成的。现在短期内市场上确实有一些混乱，这个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控制质量最终还是在于学校。首先，在教学师资建设上，要有一批名牌大学的博士，我们对教师的水平要求很高，只有高质量的教师才能给学生提供比较好的教育。

　　其次，学校的质量控制还体现在选拔学生上。如果你选的这个人是金子，拿到以后抛抛光以后就可以亮了，但要把一块铁练成金子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选拔的时候很重要。

　　2000年时国家教委给我们的MBA招生名额是400个人，我们当时只招了240个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考虑到自己现有的设施、老师人数等条件，宁肯人数少一点，也要控制质量、提高质量。

　　记者：商学院在招生时会遇到来自金钱的诱惑和权力干扰吗？

　　朱善利：说实话我们没有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除了MBA学生外，光华管理学院不招在职学生，例如，不招在职博士或者在职硕士。在政界好多人要达到某一个职务就要到大学里面去读一个学位，我们首先就不招这样的，也有一些官员想来读在职博士或者硕士，我们说你要读你就脱产，你不脱产就不能读。我们在这方面一视同仁。

　　我们不在乎你是什么官，你到北大来你就是学生。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到你说的那种情况。

　　记者：您刚才说教学质量的控制方面，教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规定EMBA的师资里必须有三分之一是洋教授，但是有教育人士认为，其实洋教授起的作用并不大，不知你是如何评价洋教授所起的作用？

　　朱善利：看待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洋教授里有水平高的也有水平不高的。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就能请到比较好的教授，可能差的学校就请不到好的教授，只能请一些差的教授，那些差的洋教授比中国教授的平均水平都差。关键是我们要具有鉴别能力，不要见人长着大鼻子、蓝眼睛就盲目崇拜。

　　商学院要能把国外比较好的教授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好的洋教授的价码是比较高的，要看学院本身有没有这个实力、愿不愿意付高价钱。

　　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一些学生喜欢听那些对国外和国内的市场情况都比较熟悉的教授的课，这种中西结合的教授可能更受大家欢迎。

　　记者：我听有的学生反映，某些洋教授讲的东西跟中国的现实市场情况差得很远？

　　朱善利：由于中国学生可能对洋教授所讲的欧美市场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对洋教授讲的好多东西不能够接受，洋教授必须把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起来，另外，根据我们的实践体会，只有不断有新东西讲给学生听的教授才可能在课堂上站得住脚。“中国的商学院还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记者：中国工商管理教育已经发展10年了，以你们学院的经验来看，接着往下走的障碍或者说瓶颈在哪里？

　　朱善利：我认为，商学院的办学自主权是很重要的，跟国外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比较大。在国外，商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权，我们则没有。比如说搞一个合作项目，在国外商学院的院长就可以确定，但是我们现在则是要经过层层审批，有好多事情商学院自己是不能决定的。就像办企业一样的，如果企业的自主权很少，很难把企业做好。

　　另外，很多人都认为，商学院是赚钱的，其实这个是认识的误区。办教育目的不是赚钱，商学院也同样不是以赚钱为目的，所以商学院需要社会来支持办学。

　　完全指望学校靠收学费的方式去办好商学院是很困难的，商学院更可能需要社会上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很重要。

　　国外好多的大学、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学费只占它经费的1／3，其他都是来自社会上的捐资，在中国商学院获得的捐赠比较少，在这方面跟国外比可能会有些差距。

　　商学院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要有足够的资金去吸引教授，要有足够的资金去建设一流的教学设施、教学设备，要有足够的资金去设置奖学金，奖励有很多有才华的学生，所以资金问题就构成办商学院的一个重要发展瓶颈。

　　记者：有的院长提出，办商学院就应该像办企业一样去经营。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朱善利：商学院应该从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中吸收很多有益的东西，但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学院则不是，商学院是培养企业家、传授知识为目的。既然目标不一样，那么制定的战略就是不一样的。

　　商学院培养的是人，是毕业后去管理企业，甚至成为商界领袖的人，这和企业生产产品是决然不同的。所以商学院教给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于今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学校里面讲究学术自由，我们在管理学生、教授时不能跟企业里面管理员工一样，员工就是要服从，下层服从上层，而我们要激发、培养学生、教授的创新思维，所以不能采取硬的方式来管理。

　　我认为，商学院的管理我们可以借助市场和企业来做，但是管理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MBA联考制度需要改革”

　　记者：有资深的教育界人士认为，MBA的联考制度把有实践经验的、含金量高的我们真正需要的学生挡在了外面，对此您怎么看？

　　朱善利：MBA入学肯定是需要考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要有考试。任何一个国家在招收MBA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考。中国的MBA联考实际上是沿用了研究生的考试方式。但是MBA的培养要求和一般的研究生是很不一样的，MBA培养的是未来的职业经理人，需要考的是学生的一些素质，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作为领导人与别人沟通和说服别人的能力，演说的能力。

　　现在从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方式、考试的时间上都要有所改进，我们已经呼吁过很多次了。按照目前的考试方法，确实会出现一些很适合读MBA的学生但是没有考进来，因为没有时间去复习。如果报考者自己可以灵活安排时间，比如一年可以考两次，考试成绩考过以后，两到三年内有效，那么他就可以按照合适的时间去考试，然后安排一个适合的时间去申请，然后去申请他合适的学校。所以目前的GRK(中国MBA入学考试)是有好多弊端的，需要做改进工作。

　　记者：请您谈谈您多年来管理这座商学院的一些心得感悟。

　　朱善利：我们是一直朝着办国际一流商学院的目标来办北大光华的。我们在尝试从企业里面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把学术自由和对学院进行有条不紊的管理结合起来，这个要做起来确实不像办企业那么简单。

　　我们学院的行政人员很多，大概有六七十个，但是真正是属于北大的传统体制下的行政人员很少，只有十来人，其余的行政人员都是聘任的，我们是在全国最先这样做的。我们采取了真正的聘任制，好多部门比如MBA就业指导中心都是请一些专业的管理人士来管理，做到专业化职业化，打破过去的铁饭碗。

　　商学院与市场接轨比较多一些，需要商学院里各个部门的人能够了解市场，这些职业化的行政人员可以使学院有更多的机会跟市场接触，这对我们是好事。

　　在对教师的聘任上，我们从国外花4万、5万、6万美元的年薪聘请来教师，对他们提出要求———要专心做学术、做研究、做教学。要做得好，如果不能够做到，我们就要解除合同，这跟过去计划传统体制下只要进了学校就不出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管理体制方面做的一些尝试。我们的目的是想使得大家在学院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激励、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