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得努力

有的时候我们严肃的节目坚持不下去，是自己坚守不好，坚持不住。想适应观众浮躁的状态，实际上这种状态也还是做不了。因为浮躁没有尽头，抽烟就想多抽，多抽就想抽大麻，抽大麻就想抽海洛因，抽海洛因就想有针打，直到死了。

——在全国人民心中，您几乎等同于《实话实说》。现在还做《实话实说》制片人吗？

崔永元：上个星期（７月中）辞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事儿不归我管了。

——为什么前几年都做得挺好，现在做不好？

崔永元：观众的口味降低了，影响了整个电视节目的编排，让一些无聊的节目收视率高，而收视率高给台里带来的经济利益就大，节目就会越来越往低口味的方向发展。

——您原来作为制片人，是否也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

崔永元：我们当时经营得很好，就是跟娱乐节目竞争也是有信心的。但后来我觉得，作为职业的电视人，你觉得整个观众收视口味、趣味降低的话，你就去迎合，要不然就别做了。我后来是没有心思做了，觉得不值，有时候我说话特难听，我说素质低的观众就配素质低的节目，好节目给他看都不值得。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这种，投资１００万美元做的节目，给他看，根本就不值得，他也不好好看，他也看不懂，他也没心思看，然后他还挑肥捡瘦。但他看一些模仿秀他就看得津津有味了。

——ＡＢＣ《六十分钟》这个电视杂志节目已经有６０年了，到现在还是可以活下去。《实话实说》为什么不行？

崔永元：对，它一点不夸张，像维也纳新春音乐会，可以年年办下去，每年都直播。有的时候我们严肃的节目坚持不下去，是自己坚守不好，坚持不住，想适应观众浮躁的状态。实际上这种状态还是做不下去，因为浮躁没有尽头，抽烟就想多抽，多抽就想抽大麻，抽大麻就想抽海洛因，抽海洛因就想有针打，直到死了。

——您觉得这件事情算不算失败？

崔永元：如果身体可以承受的话，我肯定还会坚持。后来身体垮了，就无从谈起了。这次病了之后，我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前我在追求，希望有好的观众适应我们。后来觉得如果都是这样浮躁的观众的话，还不如做自己愿意干的事，根本不值得为他们努力。

庸俗的观众

如果把农民定义为文化低的人，我觉得城里人文化比农民更低。农民还追求，爱学习，城里人连追求都不追求了。城市里庸俗的人太多。在北京开车从胡同里过来，到处都是光着膀子的，真的都穷的买不起衣服？就这习气！你给他们做有文化的节目，是瞎玩儿，白忙。

——您现在做《小崔说事》是为自己还是为观众？

崔永元：就是为自己。我现在做得很轻松，从来不管收视率，爱多少就多少。看就看，不看拉倒。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过去《实话实说》做一个节目要准备１５天，现在准备一个小时就行了。

——有没有想过不做电视做其他？

崔永元：电视我们还有好多招没用呢。《电影传奇》也是我们做的。我还有一些新的设想可以面向市场。我们是个品牌，还有人愿意给我投钱，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想法，不管有没有人看。

——你怎么定义庸俗？

崔永元：无聊、没有格调，就是庸俗。一件事什么意思都没有了，就开一个玩笑，这个可以。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无聊。香港人，台湾人，国语说得不好，我觉得这没啥，但你是一个北方人，你非得说成那样，这就是无聊，格调低，没文化。

——文化这个东西特别沉重，尤其对大众媒体来讲，要负担这种使命，是不是特别困难？

崔永元：对。有这么一条中间的路，又有文化品位，又照顾观众的口味需求。《南方周末》就很好。你看同样谈理论、谈学术，肯定比较喜欢看《南方周末》，不太喜欢看《光明日报》。

——您的节目表现形式上比较通俗，一般老百姓能够接受，没有因为文化品位比较高，表达的形式太学术，让人家看不懂。

崔永元：“通俗”实际是一个特别难达到的境界。比如说看钱钟书的书、阿城的书，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一个很艰深的东西搞明白了，才可以通俗。比如说过去我们做《实话实说》，我们请一个专家，那个专家特慎重，他说，“我来了以后，我不能用老百姓的话给你讲，我一讲，旁边的人就会指责我，说我露怯，所以我只能用学术的语言给你表达学术的观点。”我认为他就是还没到境界，你到了境界你就敢用通俗的语言讲复杂的道理。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拽呢。

——有关脱口秀这样的节目，在国内有种说法：“北有崔永元，南有窦文涛。”您看窦文涛的节目吗？

崔永元：看过几次。格调太低。什么时候大家不喜欢窦文涛的节目了，我的节目就有希望了。我就开始做好节目。我以前做《实话实说》想把大家都带出来，但是我带不出来。我现在做些小节目，等着，什么时候观众把这些烂东西看腻了，他想要好的，我再出来做。

——您做主持人想做多久？６０多岁还能做吗？

崔永元：我现在就不想做了。他们逼着我做。

——您想做幕后？

崔永元：做幕后也难受，也老是睡不着。为什么郑也夫这些学者不做《实话实说》了？他的想法无人喝彩，实现不了。郑也夫出书，一大半都得自己抱回家，想办法卖。那书多好？！最近杨绛出一本书，《我们仨》，印数才３万。有什么希望呢！？如果这样的书一印就是１００多万２００多万，我们再出来做文化。至于《小崔说事》，只是一个“炸酱面”，填饱肚子而已。

没有批评

当你有一个原则、尺度、标准的时候，你会自己约束自己。当你放纵自己的时候，你所感受的痛苦，比外界给你的痛苦还要大。

——听说您不能忍受人家骂您？

崔永元：批评可以，再尖刻都可以。但是骂人不行。我做过一个东史郎的节目。东史郎是一个反战的人，我采访他，我对他很客气，人家是老人，当然要对人家客气了。结果清华大学有人看不惯，他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你看你奴颜婢膝的，一看就是什么日本人的三孙子，汉奸。然后居然还留了真名。我说他妈的，挺邪的。我打电话找这个人，一找还找着了。我说这是你写的吗？他说是。我说你今天下午５点之前必须向我正式道歉，你要是５点钟不道歉，我６点钟就拿砖头拍你脑袋，说到做到，谁不做谁是孙子！他说我考虑考虑。我板砖都准备好了。他给我道歉信以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能骂任何人，没有人给你这个权力可以随便骂人。我们是公众人物，可以虚心接受你的批评，但是批评和骂人那是两回事，你骂人就是侮辱人格，你下次骂人我还拍你。所以那天我在网上看见有人骂我，我特生气，我是找不到这小子，找到这个小子你看我打不打，打死他！

——以前打过人吗？看您虽然在节目现场问一些很有锋芒的问题，可是您都挺客气，特爱说谢谢，是个有礼貌的人。

崔永元：打过。我才不管呢，比如说现在开新闻发布会，如果有人敢骂我，我肯定马上下去就揍他。你有什么资格骂人？你看平常批评我们的，还被我们请来了一块来个开批评会，批评得好，请他来做节目，这都能做到。其实中国的电视不好，或者说文化环境不好，跟没有批评也有很大的关系。媒体现在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就是好”，肉麻；一个是谩骂的。就是没有批评。包括对电影，要不就说《英雄》特别好，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要不就说张艺谋根本就不配拍电影，很少有人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分析成功在什么地方，失败在什么地方，没有这样的。我觉得无论是捧，还是谩骂，都是人心浮躁的表现。这叫“乱捧省事，谩骂舒服”。

——你觉不觉得，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您和《实话实说》，您刚才说的这些算一种辩解？

崔永元：不算辩解，我觉得批评是对你的重视。你说那种烂节目，人家都批评吗？人家都懒得说，懒得理，觉得说你丢人。美国有一个叫斯普林格秀，是美国最低俗的谈话节目，我们去美国问他们一些文化人，你看过这个节目吗？他说没看过，然后脸上露出那种假笑，一看就知道他看过。我觉得批评是一件好事，我不接受的是谩骂。那不行。

——你特别像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为人很直。

崔永元：对，我就是部队大院长大的，我爸是政委。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全那样，剃一平头，看不惯的，什么话都敢说， 一般不考虑后果。有的时候台里面开总结会，大家都拣好听的说，我就说不好的，大家说，挺高兴的一件事，你说这个干什么呀，我说不说这个说什么呀，说出来下次才可以干好，要不然下次还得错。

——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出名了耍大牌。

崔永元：没有，我没出名的时候就是这样，而且我允许人家反驳我，你可以有你的观点，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你不愿意说假话，甚至不愿意去顺从对方说一些假话，有时候这不一定给你带来好处。

崔永元：当你有一个原则，一个尺度，一个标准的时候，你会自己约束自己。当你放纵自己的时候，你自己感受的痛苦，比外界给你的痛苦还要大。

——这可能是你的道德感比较强的缘故。

崔永元：我认识这样的人多了。他表面上无所谓，没有人的时候很难受，白天无所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很难受。像我不爱参加商业活动，参加商业活动是给钱的，我老是觉得被人买断了似的。我帮许钟民做刘欢的那个发布会，如果他说你来了给你２万块钱，给你５万块钱，我坐在那里就会很难受，总琢磨你别拿了人家那么多钱，坐在那里没事儿，你要到上面鞠一个躬，做一件事，因为他给你钱了。所以我也不要钱，我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很开心。

新的都是假的

现实这个东西，做一个目击者，亲历过就行了，像现在花花绿绿的事，你亲眼见了，可能对你将来理解这段历史有帮助。

——您离开《实话实说》去养病，病后主要做什么？

崔永元：开始拍《电影传奇》，是关于老电影的一个纪录片，我会重演里面一些角色。基本上是在云南拍。有时候到长春拍摄一点内景，挺精致，特别好。现在一般彩色节目都是七彩的，我们在电脑里抽掉了两个颜色，基调偏红，有怀旧的感觉。我们跟拍电影一样，因为成本比较高，在中央台播出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就想先卖了，然后再给中央台播。现在全国的省台全都买了。拍３０集左右就开始播出，然后一边拍一边播，播４年。

——干这个活累吗？

崔永元：累。是我干过的电视的活儿里最累的。都是找的电影厂的专业人员，都是拍胶片出身的，虽然用是摄像机拍，但是光、景、造型、服装全是电影厂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拍３０分钟，曝光就要７个小时。电视台没有一个这样做的。

——国外的不少纪录片拍得很好，由一批专业的人常年在做一个片子，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系列。我们能做到吗？

崔永元：我采访过他们一个人，他拍野生动物，追踪一个豹子追了２０个月！这种投入平均得上百万美元。咱们简直难以想像。但我觉得应该给中国观众看一些这样的东西。

——听说您还在写一个纪实文学？而且一周就完成了。

崔永元：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一个案子，东北的，到８０年代末才平反，跨度特别长，牵扯到的人也多。因为有兴趣，投入，专注，所以一周就完成了。不过这个事我不是特别愿意说。因为盗版特讨厌，他知道你干什么事情就折腾你。我那一年做了《不过如此》，我还没写完呐，盗版商的发行会都开完了。在南京开的，他做了一个宣传品，一张白纸上面写“崔永元自传”，然后就开始订货。过去咱都以为在小黑屋里抽抽烟什么的，不是，它也跟正版的一样，也是第一版第二版，有规模的。结果我没写完呢，他都订完了。

——你写过书，现在又写报告文学，以后会不会在文字方面发展更多？

崔永元：开心就好。写书太累，我那本《不过如此》写得很快，写了２８天，但是想了可能有一年，迟迟动不了笔，想不清楚。写的时候每天吃一包方便面，每天写１０个小时，都写吐了。

——好像你还是对老电影和小人书特别有感情？

崔永元：我那个小人书也是老电影的小人书。搜集了３０００多本。两柜子。

——也算是收藏家了。

崔永元：我是专门收集电影的，估计能排到全国前五名吧。电影收集一种是用电影胶片，一种是拍电影时专门摆拍的剧照，我收集的是剧照。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画面都特别好，特别清晰。

——每天都看书吗？

崔永元：每天都看。我这床边全是书，方便，想看就拿起来。我喜欢历史方面的书，还有传记。哲学书不看，太累。我最近看东北的解放战争，土改。一段时间就看一个主题，这段儿我一直研究这段历史。

——您看的东西，现在做的东西，都是“旧的”，新的您看吗？

崔永元：新的都是假的。必须得拉开距离，才有人敢说真话。比如最近出了两本关于鲁迅生前的书，所有观点都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以前起码不全面。我们看的《走向共和》，我挺喜欢。我的同事跟我说，你知道吗，袁世凯不是窃国大盗。我说你刚知道，我２０岁我就看过这样的书了。这在历史上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现在用电视剧的方式来传达，更多的人才知道，挺悲哀的。大部分人还接受不了呢。真实的东西是能打动人，但是把它接受下来是需要勇气，需要胆识，需要时间的。

——您会不会觉得挺矛盾，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真相，活在现在却不能研究现实？

崔永元：你只能往前研究。现实这个东西，做一个目击者，亲历过就行了，像现在花花绿绿的事，你亲眼见了，可能对你将来理解这段历史有帮助。

——您一直保持这么好的心态，怎么还会有睡眠障碍的问题？

崔永元：可能不是这个累的，比如说我们觉得文化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一个是我们自己想办法要追求到底，一个是我们尽可能的把它传递给你，我老想这件事，就把自己累着了。我现在做《小崔说事》，估计永远累不着自己，我跟策划说，咱就讲故事，有意思就可以了。讲故事不讲意义。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现场看我录像，一听我讲意义就打住，告诉我“讲故事”。

平常的日子

他从来不会问你得全国奖了，十大优秀主持人有你吗，他从来不问这些的问题。做好人、身体好就可以了。

——做公众人物有压力吗？

崔永元：很多人都是自己弄得很特殊。你在北京走一走，一百个明星里九十五个在街上走都没有人理你！我出去签名售书，多的时候２０多个警察维持秩序，像疯了一样。签完字，过５分钟，到街上走没人理你了。基本上都是自己造的。我从来没有压力，该干嘛干嘛，从来不装蒜。

——您教育自己孩子的方式跟您父母很像？

崔永元：对，我父母根本不在意我现在干什么工作，给我打电话就是问你现在睡觉怎么样了。他从来不会问你得全国奖了？十大优秀主持人有你吗，做好人、身体好就可以了。

——您今年４０岁了，古人说四十不惑，你有这种感觉吗？

崔永元：我二十就不惑了（笑）。

——白岩松以前说他渴望年老，把年纪和成熟度联系起来，您没有这样的情结？

崔永元：他就是太顺了，没经历过比较困难的事。到他们这一代人就没怎么受苦。（名人）面对批评的时候，都会出来分辨，讲自己的客观理由，讲外界的原因。表扬的时候一般都不会说了，这不后来才冒出什么“渴望年老”。

——你生过几场大病，都有生命危险，这后来您有什么变化没有？

崔永元：心态更好了，以前就不爱争，现在更不想了。前一段台里说，评十大主持人，你得想办法评啊，评上第一啊，前三名啊，我就不愿意。现在评职称，填表，我想评个高级职称，一看表那么多，就不评了。证书和有文化不成比例。填这么一摞表（厚），就给我这么一本证书（薄）。（笑）

【肖像】

实话实说

除了明显的黑眼圈显现出疲态，他展现的自己与电视中的形象是吻合的，没有虚构，没有捏造，没有夸大、没有贬低。他的朋友许钟民说：崔永元１０多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没有人被他视为上帝，观众也不是。他放言不为庸俗的观众做节目，声称要拿板砖“拍”辱骂自己的人，没有抬高声调，也没有“坏笑”，语速平缓，不计后果，让人突然想到王朔的《动物凶猛》。他也是“部队大院的孩子”，这一点，大概早早定下了崔永元的人生基调。屏幕内外，只有一个崔永元。

简历

崔永元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０日生于天津，父亲为军人，４岁时举家进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

１９８１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１９８５年毕业分配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

１９８７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

１９９２年开始参与筹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１９９６年成为谈话节目《实话实说》主持人，后又任制片人。鼎盛时期《实话实说》收视率为５％，同时段占有率７０％。崔成为《实话实说》代名词。

１９９８年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

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版第一本回忆文集《不过如此》，卖出１０４万册。

２００２年９月因睡眠障碍综合症辞去《实话实说》主持人

２００２年底开始制作以抢救老电影为目的的４００集大型系列节目《电影传奇》

２００３年７月初起主持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谈话节目《小崔说事》

２００３年７月中辞去《实话实说》制片人，正式离开《实话实说》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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