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人大都桑梓情深，另选出生地有伤乡情，要是一不小心步子迈得过大，另选的出生地跨出了祖国版图，则显得很没志气，甚至有“不爱国”之嫌。所以时下不少文化人舍空间而取时间：在幻想中改写自己的生辰八字，希望就此趋吉避凶，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我的说法太俗气，他们的假设之问是：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这似乎颇为无聊，连理想也谈不上。因为一种理想，起码应该在理论上有可能实现。不过有可能实现的个人理想，人们也未必一定去努力实践。比如抱怨职业的人，也未必一定另谋高就。因此个人性的理想即便没有实现的可能，也未必不可以幻想——但社会化的理想如果没有实现的可能，则会带来灾难。不少国人对个人生活抱有幻想，固然是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缺乏吸引力，但也因为缺乏信仰的中国人一向眷恋现世，不愿把仅有的一生随便打发了，这比起对改变自身命运已完全绝望，而仅仅寄望于死后“往生极乐”来，似乎更积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问作为游戏，还是很有意思。

　　也有不少朋友问过我，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我说无可无不可，因为我是个顽固的随便党，我的生活方式不会受时代变迁的太大影响。以我赞赏的安时处顺的道家态度来看，我对自己的时代不想抱怨。如果要我做必答题，我的回答是先秦，只要是秦始皇以前就行。如果真能心想事成，那么最好是做庄子和公孙龙的同时代人。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中国人，尽管两者是思想上的对手。不过我不打算做庄子或公孙龙的弟子，我愿意与他们做辩驳问难的朋友，而且我希望他们俩谁也不要被对方说服，同时谁都不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这看起来很有一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我愿意承认，我确实更喜欢“乱世”。我生活的时代确实有点“乱”，这是我比较喜欢当代中国的原因。但我生活的时代还不够“乱”，这也是我不太喜欢当代中国的原因——所以我才会写这篇文章。总的来说，我不愿去任何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愿意去先秦，正因为有诸子百家。但先秦之所以有诸子百家，恰恰是因为尚未大一统。喜欢诸子百家，就不得不喜欢“乱世”。因此在先秦之外，我依次选择去三国和五代。但南北割据时代我也不愿去，因为东晋和南宋一天到晚只想着统一，尽管不是大一统，也被大一统的痴念笼罩着，并非真正自由的“乱世”。不少“成功”的现代人也许舍不得放弃现代科技提供的诸多便利，其实如果生在前现代，就不会觉得没有电话、电视和电脑有什么不便。非基本“需要”是“发明”出来的，不知有电脑，就不觉得没电脑有什么不便。不打电话、不看电视的庄子，远比大部分现代人活得更自由。

　　我猜想，注重精神创造而不在乎超出基本需要的物质享乐的人，大都愿意去先秦。因为那是轴心时代，精神创造的天地很大，没有多少先贤的“范例”来约束，也就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创造。有男子气的人，想建功立业的人，大概喜欢去恢宏雄壮的唐代。一千年来中国持续积弱，“盛唐气象”很令国人怦然心动。唐诗是男性的，而宋词是女性的。许多缺乏男子气的当代文人都喜欢宋代，因为宋代是中国文明成熟到近乎糜烂的朝代，一切中国式物质和精神享受都已经有了。大部分中国式享受——亦即中国式堕落——唐代还比较粗糙，不像宋代那么精致，那么有诱惑力，沉溺进去立刻灭顶。

　　以道家自居的人大都表示愿去魏晋，这很可能是受了《三国演义》和《世说新语》这两部奇书的蒙骗，以为生活在魏晋真有什么潇洒的风度。魏晋固然比较个人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特别，但无非因为那是先秦以后第一个摆脱大一统的时代，它的原创力与先秦根本没法比——不过其原创力又远胜于大一统的任何朝代。何况在“独尊儒术”的中国，真正的道家极少，大部分冒充道家的人，其实是仕途失意的儒生，所以真想去魏晋的人决不会多。连真正的道家陶渊明也不愿生活在魏晋，他写了一篇《桃花源记》，表示想去别的朝代——换一种活法。不过陶渊明如果看到后来的历朝历代，很可能宁愿呆在魏晋。愿意“生活在别处”，是中国人祖传的精神皮癣，为此历代文人奇痒难忍地写下了无数的“怀古”诗。连文人们的“至圣先师”孔子，也愿意生活在更早的西周时代，常常浩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更多的中国人则向往尧舜时代，仿佛那是美妙无比的天堂。相信“历史衰退论”的神经衰弱者，误以为黄金时代必定在过去，他们无不抱怨自己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末世，恨不得托生前朝，分享盛景。苏东坡的北宋如此令现代人羡慕，然而男子气十足的苏大胡子也在“遥想公瑾当年”。古今无数的中国文人宣布自己特别想去魏晋，其实是一种不自知的精神自欺，他们借此标榜自己颇有魏晋风度，但如果真的在魏晋，恐怕他们远比嵇康和阮籍拘谨，斤斤于得失而变得毫无风度。

　　从大一统的朝代来说，秦、隋太短，是朝不保夕的极端乱世，估计愿去的人几乎没有，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比如想去刺杀秦始皇，做个千古英雄。不是大一统的时代，比如六朝和五代，大概也在多数人的考虑之外。元和清是异族统治，想去的中国人也不会太多，除非有特别理由。这样就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明代，这大概是唯一一个大部分中国人不愿去的大朝代——自称“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齐白石，大概不仅自己不愿去明代，很可能也不愿意徐文长生在明代。明代是太监当政，遍布东厂、锦衣卫特务，文化完全失去活力，思想毫无创造，艺术一无是处，生活质量也比宋代大大退步，整个社会极为沉闷窒息，是最为乏味的一个朝代。在我眼里，明代几乎就是活地狱。

　　但我写到这里突然发现，身为汉人我竟忘了司马迁的汉朝。汉朝大概仅比明代略好，总体来看也相当乏味。西汉略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虽说西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但正因为它是最终确定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朝代，所以我不喜欢这个由市井无赖开创的朝代。无论如何，我不希望刘邦打败项羽。虽然项羽比刘邦更可能成为暴君，但他建立的朝代向哪个方向发展还在未定之天，由于他比刘邦有文化，或许会比刘邦的汉朝好些。先秦的诸子百家等于开了个文化超市，秦始皇选购了法家的装修材料，刘邦本可以选购其他精神装备，但刘邦选购的东西与秦始皇大致差不多，只是简装而已。而汉武帝不过是在法家的实质之外，再弄个儒家的外包装罢了——何况还是董仲舒的阴阳儒家。刘秀的东汉比西汉更不如，是个巫术的朝代，使中国文化从先秦的思想文化高度大大地降低了。总之，两汉在我看来是导致中国向现在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僵化的一个决定性朝代，许多坏的东西都由两汉确立，并注定了必然的结局。我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好东西，都是大一统以外的朝代创造的：先秦、三国、五代。大一统仅仅有利于统治，而非常不利于文化发展，尤其不利于思想创造。

　　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只是借以表达个人理想的游戏，不能过于当真地沉迷其中，更不能抱怨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否则就有逃避时代之嫌。所有的逃避时代者，必定是失败者。过去与未来，原本是相反相成的，幻想自己生于过去的某个时代，同时意味着希望未来中国能够朝着“复兴”那个时代的优秀文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原本不可能实现的个人幻想，就会转化为有可能实现的社会理想。正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不少欧洲幻想家，希望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异教精神，恨不能做柏拉图的学生或奥勒留皇帝治下的罗马公民，甚至渴望在欧洲移植想象中的中国盛世，恨不能做孔子的弟子或康熙皇帝治下的天朝臣民。尽管这些痴念中，掺杂着以讹传讹的误会和郢书燕悦的想象，但这一集体性的痴念竟然帮助他们挣脱了中世纪的神权桎梏，并且最终把蒙昧落后的欧洲社会改造成了新文明的理想国，其成就还远远超过了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

　　跨入新千年的中国人，必须致力于“复兴”失落久已的先秦思想、魏晋风骨、盛唐气象和五四精神，对于中国传统原本没有的文明要素诸如科学、民主、法治和自由理念，则需要继续大力输入。人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每个人降生世间，就有责任尽一己之微力，把自己的时代建设成一个令异时异地的人们无限向往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