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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实验场 [发表于 200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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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国家大剧院钢结构壳体的最后一片钢梁被巨型履带吊车装上。在经历了修修停停的波波折折后，这个占地11．9公顷，总投资近50亿元的“蛋壳”，还是以目前世界上最大穹顶的姿态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在此，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新历史起点”的建筑。1999年7月，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用他的“蛋壳”方案打破了中国建筑评论界多年的沉闷，但2001年4月1日的开工仪式却在四面袭来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两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49位院士具名的《建议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建设问题》送到了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随后，108位建筑学家和工程学家也具名表达自己反对和质疑的态度。7月，国家大剧院暂停施工，征求意见，修改方案。此后，这个人民大会堂旁的“天外来客”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最近随着壳体的完工而再次浮出水面。从1999年7月法国保罗·安德鲁的“蛋壳”（国家大剧院）到2002年12月库哈斯的“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从今年3月赫尔左格与德梅隆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到7月澳大利亚ＰＴＷ公司和ＡＲＵＰ公司的“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再到11月11日诺曼·福斯特的“人民宫殿”（首都机场新航站），国际建筑大师们的这些超大型公共建筑方案的出台，每次都像打开了聚光灯的开关。一场又一场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纷争与论辩周而复始却又备受关注地出现在以这些建筑为中心的舞台旁。 “两三年内，连续拿下世界上最有野心的建筑大师集毕生智慧和精力的作品，北京占的便宜实在太大了”，11月28日，在艾未未空旷的大客厅里，这个把自己裹在蓝色棉袄里的建筑师略显兴奋地说，“北京提供的无非就是一块富有想像力的土地”。曾在国家体育场的设计中担任艺术顾问的艾未未认为，现在的北京成了很多欧洲建筑师的“梦中天堂”。打破了理性秩序的疯狂和混乱让他们感到“异常的刺激”。所以当一名瑞士建筑师因本国优美的风光和舒适的生活而对“没有任何变化”抱怨时，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并不是说这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认为，目前的形势正显示了中国开放的姿态。无论是政府还是业主都希望将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文化吸收到自己的建设中来，“从世界上来说，世界上很多开放型的大城市也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的，所以我们要平静地来看待这件事。” “这些建筑大师们都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理想并不是哪里都可以实现的。所以，哪里有这种土壤、有这种空气，就会激起征服这个空间的欲望。”北京京澳凯芬斯设计有限公司总设计师齐欣说。七十年代或者是八十年代，法国的“土壤和空气”让那些迷恋做大建筑的建筑师们去到那里实现了他们的理想。接着柏林的几百座新建筑又变成了“实验田”，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大师们在国际招标的竞争中尽情发挥。然后，现在轮到了中国。 “要变成实验场，首先你要有空间和财力，同时还要有接纳的魄力。”尽管很多人跟齐欣和艾未未一样，认为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但仍有不少人反对把中国当做 “实验场”，其中最著名的是有中国建筑界“泰斗”之称的吴良镛和他的建筑师儿子吴晨。 “如此无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只把其当‘地皮’使用，无异于拿传世字画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当吴良镛开始激烈地批判中国的建筑文化在代表北京的地标性建筑中荡然无存时，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曾以国家大剧院专家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强烈反对过国家大剧院不合国情的高昂造价以及与天安门广场的不协调性，可这位81岁的“两院”院士还是没有能阻挡住“蛋壳”的诞生。 上接Ｃ1版　与此同时，据一名业内人士透露，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超大型地标性建筑——央视新大楼也在开始重复国家大剧院所经历的“坎坷”。由于受到一些“来自中国高层的压力”，库哈斯这座“造型怪异”的“门”目前已处于半停工状态。 “这些国际建筑大师的作品中，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邵韦平认为，它的确采用了很多非理性、非传统的建筑原理。 “它半停工还是全停工，或是根本盖不成并不是问题根本所在”，艾未未认为一个建筑的成败，并不意味着做这个建筑的理由合不合适。“一件合适的东西可能它失败了，一个不合适的事情可能它长期存在，你一听就知道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还有很多人当然希望它搞不成甚至希望它塌掉，但这是一个狭隘的态度。” “他集幻想家、实践者、哲学家、实用主义者于一身，他关于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思想把他推上了当代建筑界的争议焦点”，这是2000年库哈斯获22届普里茨克奖时，评委会给他的评语。这个奖项在建筑界的地位相当于诺贝尔奖在科学领域的地位。可当解构建筑大师库哈斯打算将自己这个巨大镂空的“门字型幻想”在北京实现时，我们发现要想理解他“建筑在具体处理上可以极度自由放任”的理念并不容易，“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建筑”，尽管他这么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是理性建筑，是感性的建筑。他不是从功能的合理性、结构的经济性方面考虑的，他的目的只是追求视觉上的震撼性”，这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严迅奇的观点。谁为未来的城市负责？旅美建筑学者傅刚在《都市村庄》中写道，只有两类建筑师的追求最值得尊敬。一类，是固守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急于胡乱发展，活儿做得极其地道完美，不随便掺新东西，纯粹古老，不听别人劝拒绝外界的诱惑；再一类，全力以赴创新，血管里流着传统文化的汁液，却拼命求新求变，不听别人劝，拒绝往回看一眼。保守的监守阵地，创新的不断进取，让这中间和稀泥的大多数相形见绌。 2003年转眼又快过去了，对于中国建筑师而言，除了跟各国同行一起喧哗与躁动外，同时也面临着传统继承和观念创新的双重任务。 “解放初期，我们在材料、技术、人员都很落后的情况下，也自行建造了像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大型建筑，而且有些方面现在看来都还不过时。”王炜钰，这位从事了几十年建筑教育的老教授反对现在我们对国外建筑师的盲目崇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外国的力量来成就中国的力量”。名目众多的大型城市建筑项目中越来越多采取西方建筑设计师的方案是一个事实，对此，邵韦平认为“要克服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中国开放了，国际建筑大师进来了，我们反而忽视了中国建筑师的存在，在竞争中，我们感到中国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在设计水平上的差距是微小的，中国建筑师跟国外建筑师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机制上，国外建筑师背后有很强大的分工很细的技术支持部门，而中国建筑师从外部造型到内部工艺都要亲力亲为，承担了太多的工作量。” 去年北京的建设总量是3000万平方米到5000万平方米，而整个欧洲大陆的建设总量一年只有1000万平方米，在这个数目庞大的建筑工程中，中国设计师何时才能扮演主角？在造型各异的地标性建筑成为新闻的同时，有人提出：谁来为这个城市的明天负责？吴晨呼吁道：“我们要创造的不是艺术品，而是城市，所以要对民族、国家负责任。”对此，艾未未的反应也很强烈：“你见到哪个建筑为这个城市负了责任？是西客站负了责任还是平安大道负了责任？人都是在各种利益中做选择的，今天这个城市的既得利益者的选择也就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在艾未未眼里，这些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建筑完全是“非人性”的作品。不过，他并不担心“既不科学也不艺术”的例子会在这些国际建筑大师的项目里出现，因为，“自由世界里”是不会有这些作品的。 “如果人类有未来的话，应该不会是我们今天设想的那样。所以，没什么好负责任的，这座城市该走向哪里就走向哪儿” 艾未未说自己懒得去构想五十年后的北京是什么模样，因为今天的社会有意思就在于无法判断明天。邵韦平也认为，很多东西有它自己的逻辑在里面，不会因为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这个城市反而衰败了。所以，“不要过分替后人去担心”。非理性繁荣？城市面貌的形成有两种脉络，一种是理性的规划，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来布局，古罗马以及中国的商周时期都有这样的例子；另一种则是随着城市的变化需要来自然生长。但城市是否需要规划？规划到什么程度？基于什么理由来规划？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使再深入的争论也难以面面俱到，所以讨论如何来理性地建设城市也就变得如海市蜃楼般清晰而模糊。邵韦平也认为，建筑的发展肯定不可能是十分理性的，因为它有很多浪漫的色彩在里面。“一些日本建筑师认为中国现在的状况很像日本的七八十年代，当时日本也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很多项目来不及上，建筑周期很短，以至于很多房子建得比较粗糙，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太迅猛，很多东西供需不平衡，设计需求和设计条件还不相称，在不恰当的地方建了很多不恰当的房子，造成了城市功能的退化，古城保护的破坏。产生一些遗憾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邵韦平的平和相比，艾未未更加像一个狂热的非理性鼓吹者。他甚至坚信好东西是由于幼稚造成的。 “理性和非理性不是能准备出来的，它是很多综合因素凑到一块儿，人类的大多数行为都是非理性的，很多都包含了疯狂、偏执，人类不是很清楚自己要走向什么地方。我们回过头看看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它是一个理性有序积累的历史？还是一个每天在不断翻牌重新洗牌的历史？中国发展到今天也不是靠理性来完成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征！”艾未未觉得这样的建筑给后人看了才会让他们更明白什么是今天的历史。“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曾经疯狂过一把”，他说。即使是再广泛热烈的争论，也不会增加理性的冲突和非理性的力量。喧嚣的讨论是否会令一个建筑在几十年后还充满争议？是否会改变这座城市的面貌？没人知道这些相互争论的建筑师、评论家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动摇，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我现在根本不愿跟他们争。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它们根本就不是今天的建筑。所以只有这些新的作品才能影响到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形态。”，尽管艾未未声称自己“不愿跟他们争”，但其咄咄逼“他们”的言语仍然充满了火药味。他认为按那种类型的争论，人们现在不但见不到新东西，而且还应该都住在山顶洞里。在半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个前卫艺术家时刻追求变化的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赤裸裸地流露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梦，为什么我们不能癫狂，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一件事就这么发生了。难道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北京这么一个伟大的城市承载不下这么几座建筑吗？” 艾未未说，与他争论的人都像拳击手在比赛时找不到对方要害一样找不对争论点。尽管这个直率的艺术家也希望有机会能跟吴良镛面对面地坐下来交流，可还是毫不谦虚地认为那些老专家学者的理论是他见过的“最平庸、最缺乏想像力和说服力的理论”。相对而言，邵韦平的观点则要平和得多。他相信经过每段时间的争论和思考，建筑也必定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价值判断越是不那么绝对，这个城市多元化的取向就越是富有灵活性。对于诸多带有实验色彩的新建筑的反对者而言，尽管有时会因为差距而不敢对这些国际建筑师的作品大放厥词，但至少在与城市文化“和谐不和谐”的问题上仍能把反对的声音说得铿锵有力。他们相信，对于一个有着八百五十年历史的古都来说，一个外国建筑师无论怎样研究中国文化，都不如一个本土建筑师的作品来得自然和谐。 “任何一个建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考虑它的体量和周围环境的和谐性问题，国家大剧院比人民大会堂大了1．5倍，这自然会使天安门的轴线被抢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炜钰说自己从人民大会堂西北口出来的时候，国家大剧院就像“一座大山堵得人心里不舒服”。而艾未未则认为建筑要和周围的环境和谐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和谐可以是美的，不和谐也可以是美的，关键是这个建筑做得怎么样。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不和谐的，我们并不能要求买回家的电视机跟自己的明式家具相和谐，也不需要中国风格的冰箱。电灯拉亮了也就没有了烛光和月光的和谐。” 艾未未相信，传统实际上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时间、空间、意识的范畴上的。当这些都不存在的时候，这个传统就仅仅是一个传统而已。它在外观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比如北京古都体现的是一种封建帝王中心对称、匀质和谐的意志，可它是否符合今天的发展？适不适合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好不好用的问题。” 对于今天这些争议不断的北京新建筑，邵韦平说：“再过五十年，不仅在中国，即使是在世界建筑史上，今天这些建筑都是要进入史册的。”他认为，城市建筑是一个文化现象，如果所有人都认同也许就没什么价值了，作为一个建筑而言，它的功能标准是恒定的，而美学标准是不一定的，建筑和社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再过二十年，不管你喜不喜欢，也许会有遗憾，这些建筑将毫无疑问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痕迹。在过去两周中，我被自己试图从种种争论中得到新观点的念头所困扰。在这个最好的也是最混乱的时代，让彼此对立的权威人士们重复他们的观点并不困难，难的是你必须去面对一种无法克服的无奈——没人会相信通过这些地标性建筑以及紧随其后反反复复的纷争就能把我们这个时代带入“美丽新世界”。见识过无数对城市变化的赞赏与攻击之后，你会发现，看到的、听到的，甚至那些停工下来重新进行理性论证的工程，都无法给你足够的信心去描绘这座城市的蓝图。是建筑艺术与商业利益的有机结合，还是个人偏好与艺术规律的微妙平衡，你似乎永远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着这座城市未来的面貌，而只能调整出某种心态，一同欣赏这“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即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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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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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北京：建筑实验场 [回复于 2003/12/23] [回复] [引用]
如果不符诸于实施，一切都是空谈。有益的争论。不同审美观点都要亮一亮，建筑风格的不同并不见得破坏协调美。建筑就是凝固的诗，既然是诗，就应该允许有李白、杜甫、白居易。。。。。。一点谬论，一鳞半爪，献丑献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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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china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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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北京：建筑实验场 [回复于 2003/12/24]

[回复] [引用]

很难说什么...不能说不同意chinastar的观点，但北京做为中国的首都，大片的国土上高楼林立着西方的新思维、前卫思潮，梦幻组合...我也有点担心有一天会成为黑客帝国中的城市面貌。还有要有很好的城市规化的，否则中国经常一窝蜂的作法，很难保不成为西方反传统，反思绪，反理性的建筑方案实施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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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如涓涓细流，欢快，轻盈，歌唱着一路欢腾下去...
让工作成为我生活的图腾...

MSN:ruddyli@hotmail.com

2楼

ruddy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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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北京：建筑实验场 [回复于 2003/12/24] [回复] [引用]
我个人感觉本文争论的焦点就错了。现在最应该关心和讨论的不是何种审美观念的问题，而是是否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弄一个国家大剧院的问题。
-------------------------------------------------------------------------------------------------------- 项目管理博客，项目经理的家http://blog.mypm.net ———————————————— E-mail：yhua@mypm.net

3楼

bj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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