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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尔滨宝马撞人案一向低调的新华社，1月10日在新华网发表了记者徐宜军、邬焕庆、梁书斌的长篇报道《“宝马肇事案”为何一波三折》，鉴于新华社的特殊地位，经常被授权首先发表党和国家的重大消息，所以，新华社关于宝马撞人案的长篇报道，就格外醒目，其是否在代表什么声音，我们不得而之。但其试图发挥“导向”作用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因为按照徐宜军、邬焕庆、梁书斌三位引用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的观点，“老百姓就‘宝马案’所产生的比较激愤的社会情绪，有些东西是挺可怕的，容易产生非理性的社会仇视心理，”，因其“可怕”，所以要“理性”的精英们、记者们站出来“理性”一番，灭火、消气、平息“老百姓就‘宝马案’所产生的比较激愤的社会情绪”。 新华社记者们感叹道“时间在流逝，为何受害人的血没有随之淡去？”，短短两个月，受害人尸骨未寒，记者们就在“盼望” 受害人的血赶紧“淡去”了，想当初，孙志刚的血在半年之后还无法“淡去”，被刘涌黑帮残害的人的血在数年后也还没有“淡去”，正是这无法的“淡去”，才换来了正义的逆转。凭什么农妇刘忠霞的血就应该赶紧“淡去”？按照新华社记者们的观点，不是事件的司法处理本身有什么不妥，而是因为民众的“误解”。那新华社记者们站在什么立场评说这件事情呢？ 第一，“ 传言，起于对‘轻判’背景的怀疑”，我们注意到，新华社记者们对“轻判”用了“”——引号，就是说，他们认为“轻判”不“轻”，我们不讨论记者们提出的什么“围绕着宣判结果以及所谓苏秀文‘背景’的传言逐渐开始涌动”，仅就这个“轻”字，我认为记者们就是不求实的，按照记者们的报道“高瑞强（当事法官）说，根据刑法第７２条：判处拘役或者３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根据犯罪情节、社会危害后果、悔罪表现，不羁押不致危害社会，可以宣告缓刑。同时根据刑法，交通肇事致１人死亡，最多判３年。而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苏秀文又不是累犯，符合缓刑的３个条件，因此判处有期徒刑２年，缓刑３年。我认为量刑适当。”，这里法官的“我认为量刑适当”，明明就是说因为有“从轻”的三个条件支持才选择了从轻判决的，如果“从重”，就应该是三年徒刑不缓刑，记者们把轻判加上引号，是什么意思，如果按照记者们的逻辑，“徒刑２年，缓刑３年”还不算“轻”，是不是要把苏秀文当庭释放才算“真正”的“轻判”。 记者们加引号的地方还有诸如“四是苏秀文的丈夫是一位‘大款’”、“一个是终日苦劳的农妇，一个是开着宝马车的‘富婆'！”，别小看了这个引号，它明确地摆明了记者们的立场，一个拥有1500万注册资金的公司，肯出80万买宝马车，用5万买个“L6666”车牌的，其家族公司能够承包黑龙江省两条高速公路工程的人，只是一个带引号的“大款”，一个“不会开车”却能够拥有驾驶执照7年，敢于开着宝马车招摇过市的女人，只是一个带引号的“富婆”，那么按照记者们的标准，要什么样的财产状态才够的上不带引号的大款和富婆？在象死去的农妇这样的穷人占了绝大多数的社会现实下，关和苏还不够款和富？亦或是记者们也是出入以私车代步一族，就视关和苏为同类，怜悯起来？ 第二，“真相，当事者如是说”，新华社记者们拿到了什么样的“如是说”呢，看了他们的大作，还是一头雾水。受害者一方几乎是拒绝的态度“代义权说，如果一开始出事的时候能够有这么多记者参与，我们就太感谢了。如果那时候有这么多记者，我们也不至于和解。对于判决，代义权说结果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一个农民，没权没势的，我只想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一开始我想追究，在交警第一次做笔录的时候，我就说她是故意杀人。但既然已经和解了，就不想再追究了。”、“受害者的大女儿代佳在哈尔滨一家宾馆工作。代佳说，判决是否合理已经不重要了。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还要在哈尔滨生活，妹妹还要念书，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表哥还有事业。代佳反复对记者说，你们报道会有什么用呢？即使报道了，苏秀文也不会被处死，即使判个３０年、４０年，很快就会出来，对我们不具有任何意义。”，其中“我一个农民，没权没势的”、“我们还要在哈尔滨生活，妹妹还要念书，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表哥还有事业。”就透出极度的不甘和对现实的无奈。 但是，关、苏方面的“如是说”就坦然和用心的多，新华社记者们不厌其烦地描述关、苏的平民出身背景“根据记者调查，苏秀文的父亲是哈尔滨市轻工局的退休技术人员，母亲是退休工人，二人都已近８０岁；苏秀文的丈夫是哈尔滨市海龙市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叫关明波；关明波的母亲在他结婚前就去世了，父亲关亚洲曾是哈尔滨市房地产局的一般职员，也去世多年。”，记者们仔细“调查” 关、苏的家庭背景，无非是引导大家的视线到“背景”这边，告诉百姓们“你们错了”。 记者们为什么要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质疑的声音当中，有相当的声音是指向案件的证据的合理性的，这方面记者们为什么不去仔细“调查”，却要揪住什么“背景”做足文章？我认为记者们的文章做得很聪明，就是按照一个逻辑：既然苏“没有背景”，那案件的判决就没有问题，但事实上百姓对案件的置疑，极少是针对“背景”的。 比如按照有宝马同类型车驾驶经历的人证实，苏在不踩住刹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换挡；宝马同类型车在倒车挡时会发出明显的警告声音，这个最基本的性能，苏为什么不知道； 比如，“关明波说‘苏秀文的驾驶证是我托人找黑龙江省农垦公安局交警大队发的，不过有人替考。苏秀文从来就没有认真学过开车。’”，苏“不会开车”又持假证驾驶车辆上街，已经涉嫌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且造成了严重后果，为什么不追究？ 比如关、苏在各个场合的有关说法都不一致，苏说她女儿8月份回国教她开车，而关说他女儿自上年9月份出国未归过，事发后才回来，新华社记者们写关说他共拿出18万来赔偿受害人，而其它媒体采访到的数目是27万，苏和关这么多不同的说法，是为什么？ 而且其它新闻媒体提出来的疑问，多是针对证据和取证程序的是否合理的，新华社记者们却避而不谈，是显得比其它同行“高明”还是有其它用意。在整个“真相，当事者如是说”中，我们只听见了关、苏和办案人员的“如是说”，死者家属的抗拒，其它受害人的沉默无声，新华社记者们就是不去探究这背后的含义，还要摆出“公正”的样子来教育我们应该如何“理性”，是不是太无力些。 第三，我认为，新华社记者们的真实用意和出发点，是基于使社会情绪尽快“安定”下来的良好愿望，但是，其考虑问题的立场和“导向”的观点是偏颇的，如果象记者们所期待的那样“们认为，事实一旦澄清，浊自浊，清自清，各种不实传言会自行消失，处理好此事不啻是政府‘阳光行政’的一个好契机。如此，亡者的血才会真正随时间流逝安宁地淡去。”，那么，在“１月５日，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在办公室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和“随后，传闻中与苏秀文“有关系”的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淑洁也公开向媒体证实，她们和苏秀文‘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人们就应该“浊自浊，清自清，各种不实传言会自行消失”了，为什么还象记者们所说“但事情看来还远没有结束”了呢？ 我想，关键在于新华社记者们不是真正站在最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角度看问题，而是陷入了“百姓是群氓，专家才清醒”的思维，比如“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社会学专家也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社会印象，觉得开宝马的人不少是为富不仁，起码富的不是很正当的，觉得这些富人是有背景的，遇到问题总可以拿钱轻松‘摆平’。”、“赵杰指出，老百姓就‘宝马案’所产生的比较激愤的社会情绪，有些东西是挺可怕的，容易产生非理性的社会仇视心理，…本来判决的法理性和老百姓的同情心之间就会出现不平衡状态，而政府部门没有及时表态更为非理性情绪的滋生提供依据。政府部门在这个时候，要学会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危机公关扭转被动，也可以避免一些媒体非正常的炒作。” 在专家、精英们看来百姓们只是由于“觉得开宝马的人不少是为富不仁，起码富的不是很正当的”，而不是真正的“为富不仁”，所以就“觉得这些富人是有背景的，遇到问题总可以拿钱轻松‘摆平’”，在这种虚幻的“觉得”底下，说白了，就是所谓“红眼病”发作，“容易产生非理性的社会仇视心理”，仇视什么？说白了，就是“仇富”。怎么解决，只要“政府部门在这个时候，要学会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危机公关扭转被动”，大家就不“仇视”了，“为富不仁”、“遇到问题总可以拿钱轻松‘摆平’”就不存在了，富人们就万事大吉了，“亡者的血才会真正随时间流逝安宁地淡去。”了。真的是如此吗？我看未必。 不从根本上扭转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严峻现实，不从根本上解决富人财富的暧昧性、合法性问题，无论什么样的“保护”，无论什么样的“透明、公正”，无论多么迅速和有效的“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危机公关扭转被动”，那都只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孙志刚案、宝马案案中的受害者都是穷人，在宝马案、刘涌案中受到轻判的都是富人，现实已经教育了还继续教育着人民群众，怎么能够指望“亡者的血才会真正随时间流逝安宁地淡去。”呢？穷人的血就真的这么容易“淡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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