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景象，生动地揭示了欧美高等教育水平的消长。二战前，许多美国富人还要送孩子去欧洲念书，因为欧洲的大学才是一流。美国的研究性大学，据说还是一批“德国博士”仿造欧洲的模式创造的。但曾被视为美国高等教育范本的欧洲大学，如今已是荣光不再。连牛津、剑桥这样几百年的名校也很难和美国的一流大学竞争。

牛津本是欧洲大学的一大豪门，英语字典上的例句甚至还赫然写道：“牛津的捐助基金不可尽数”。如今呢，牛津的捐助基金相当于44亿美元，不及是哈佛193亿美元捐助基金的零头。在过去51年中，英国产生了46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在最近20年中只产生了14位。一些大学的系被迫关闭，有才能的教授纷纷奔向美国。欧洲的高等教育，正在沦为二流。

对照欧洲经济的崛起，这种没落更是令人震惊。在二战刚结束时，欧洲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几十年后的今天，欧美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显而易见，经济水平并不能决定大学的水平。战前欧洲经济远不如美国，大学却比美国办得好，战后经济发展直逼美国，大学反而没落了。

在战后的欧洲，享受高等教育被视为人的基本权利，费用大部分由国家来支付。英国的学费，一般在1000英镑多一些。法国的大学生，一年只支付大约400美元上下的学费。而在美国，大学学费动辄2万美元以上。然而，尽管有国家的大笔投资，欧盟国家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平均只占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1%；在美国则高达2.3%。

美国大学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钱，比欧洲大学要多2到5倍。结果，美国大学的课堂规模小，教授水平高，设施先进，课程丰富。德国的大学，师生的比例高达80或90比1。美国的前20位精英大学，师生比例基本全在10比1之内，本科的人文学院，一般课都只有20个学生以下。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比例，竟低达3比1！这也无怪美国的大学更为精英了。

有危机感的欧洲人，希望早早扭转这种局面。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了一个改革法案，从2006年开始，容许大学收不超过3000英镑的学费。然而，这一法案几乎比他的伊拉克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反对者认为，这样的政策将使得穷人丧失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根据布莱尔的方案，学生的学费是通过学校提供的贷款来支付，学生只是在毕业后年薪高过2.5万或3万美元后，才开始偿还贷款。

其实，提高以后的学费也完全无法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英国教育家估算，学费应该涨到2万英镑左右，接近美国的标准，大学教育才可能收支平衡。可惜，已经习惯福利国家的国民，对这一点小改小革也很难接受。

不引入市场机制，欧洲的大学几乎没有和美国大学竞争的可能。上世纪70年代，德国仅有20万大学生，如今则有200万。英国1985年仅有14%的高中毕业生进大学，如今的比例则接近40%。如今欧洲经济不景气，政府入不敷出，维持急剧膨胀的大学生的教育费用，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英国的大学现在每年接受146亿美元的政府资助，但要维持目前的水平，未来3年至少需要追加140亿美元。据牛津大学估计，该校为培养一个学生每年赔4000美元，一年的赤字高达4000万以上。目前除了把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塞进日益拥挤的课堂，已经毫无办法。

政府的责任，不是包办国民的未来，而是帮助国民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劳工，为什么一定要为一个大学生能享受好得多的生活而为他的教育纳税呢？大学不能完全靠市场规则运行。但是忽视市场规则却绝对不行。仅靠政府给大学塞钱、追加投资，无法创造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这也是急剧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所应该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