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达
　　作为一个生长在杭嘉湖地区的炎黄子孙，旧时江南农村景象与农民生活的印象，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在阔别经年之后重返故乡，发现沿着沪杭高速公路满眼绿色的农田里，处处点缀着农民自建的三层楼房，却很少看到有人在地里干活。这真令我不胜惊讶，难以相信在异国他乡仍然眷恋不已的吾土吾民，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但最近，从互联网上看到一些有关中国农村情况的报告文学与学者实地调查报告，不禁感到大为意外和震动。想不到中国农村竟然还存在着这么难以想像的阴暗面，中国农民还过着这样屈辱无权和艰难困苦的生活。

想像不到的悲哀
　　陈桂棣夫妇在安徽、河南、河北三省农村实地采访后发表的《中国农村调查》长篇报告文学，为农民请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震动。他们从农民遭受贪官污吏压榨以至被无辜杀害的大量事实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走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隐痛，我们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悲哀。”这真是令人椎心泣血之言。
　　怎么贫穷？安徽北部利辛县路营村的贫民中，有一家农户穷得只有五块钱过春节。
　　怎么悲哀？村民养猪、盖房、种花生、添置农具要交税，干部家里办婚丧喜事和生儿育女也要摊派。全村农民一年到头平均收入只有700元人民币，每月却要摊派各种苛捐杂税58元。

　　怎么罪恶？青年丁作明代表村民带头向县委控告村干部贪赃枉法与农民负担过重，竟在派出所里被活活打死。人死之后还反咬一口，冤屈他打村干部。
　　怎么无奈？中央下令查办这个案子，从县到省居然全都欺上瞒下，直到北京派人下来实地调查，才使案情真相大白。
怎么抗争？后来村民忍无可忍集合起来向县里进军，遭受基层干部同样压榨的沿途各村农民都来汇合，最后队伍达浩浩荡荡，达到3000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于建嵘近年发表很多演讲和调研报告，介绍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在中国学界腐败之风严重，很多学者都在为票子、位子与房子而奔忙的时候，这名学者宁肯在湖北农村扎根三年，和农民一样吃五毛钱一天的伙食，实地调查农村情况，实在难能可贵。他的调查报告引起高层注意，胡锦涛亲自接见并垂询。
谁来代表这些大多数？
　　笔者从网上找到于建嵘已被国内阅读几千次的几十页调研报告，仔细研读之后，深为他对农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和治学的严谨认真与独到见解所触动。
　　于建嵘列举了很多贪赃枉法的事实，但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对当前中国农民运动特点的高度概括：一，目标集中于反对贪官和减轻负担；二，组织化程度高，在运动中产生有文化、当过兵、知法律的中青年领导；三、斗争具有反体制意识，出现暴力化倾向；四、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府，使其合法性受到怀疑；五、农村利益冲突加剧，事件扩展有传染性。
　　中国政府显然早已关注到农村的情况。国务院今年发表的“一号文件”，决心采取相应措施来克服弊端，改进农村与农民的情况。温家宝总理也强调要把“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作首要任务来处理。
　　但这个问题决不是光靠下达文件就能解决的。中国自古以来“天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策再好，到了下边七折八扣，会变得面目全非。
　　农村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它牵涉到中国的体制与从上到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共已把“三个代表”列入十六大党章。如果把事实与文件加以对照，人们自然会问：农民难道不是大多数吗？为什么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侵犯？谁是农民的代表者？为什么名义上代表他们利益的基层干部党员，会变成压迫者和剥削者？“主人”为何被“公仆”当牛马使唤
？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从未停止过，但大多数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往往在农民与贪官之间进行平衡：如果贪官损害朝廷利益就整治贪官，如果农民运动威胁皇权统治就镇压农运。
没有自我保护的权利
　　今天似乎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政府、基层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与相当吊诡的关系。尽管广大农民寄望于中央的政策，但他们在基层干部的压榨之下却无力保障自己的权益。成千成万的基层干部，既是贪得无厌的死官僚，又是中共政权在乡镇中的基础。他们一方面扮演着推行中央政策的基层工具角色，同时又是动摇、削弱甚至可能倾覆这个政权基础的破坏因素。
　　除非中国的乡镇政权由民选产生，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否则，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足以清除贪赃枉法现象的情况下，保障农民利益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于建嵘从有利于保持农村安定的大局出发，提出了恢复过去的农会的建议。他认为，“运用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来构建社会运动的载体”可以使“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沿海一片繁荣景象，确实十分耀眼，受到举世瞩目。但是，为政者不能只炫耀光明面，而回避阴暗面。农村情况如此严重，是中国过去13年来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全面均衡与社会公平的积弊与恶果。中国农村的阴暗面是华丽衣衫上的破绽，脂粉也涂抹不了疮疤，是高楼大厦地基中的窟窿。当广大农民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而且举目无望的时候，就孕育着动乱的火种和暴乱的危险。
官者之耻　富者之耻
　　多年以前，中共元老万里曾经敲过警钟，提醒当政者不要忘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教训。现在的情况不知比那时要严重多少倍。农民是最被忽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贱民，是中国老板与洋人资本赚取高额利润的垫脚石。没有千百万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廉价劳力，中国用什么去吸引滚滚而来的外资？
　　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生活在农村。没有农民由穷转富，没有农民比较富裕的购买力，中国的小康社会从何而来？古代先贤老子说得好：“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予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要使农民开辟自主的致富之道，首先要制止贪官污吏与暴富者对农民的压榨盘剥，首先要在体制上进行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像现在那样，贪官昏官犯了罪，只给党内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甚至易地升官，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要让农民脱贫致富，还要“损有余而补不足”，让富有者出血。中国领导过去提倡“忆苦思甜”，是忆往昔之苦，但农民之苦却是今日眼前之苦。那些靠搜刮民脂民膏而居有华宅，腰缠十万百万美金的高官们，那些过着锦衣美食日日笙歌、驾着价值88万美元豪华卧车兜风的财主们，你们为什么不下农村去看看今日之域中的农民？看看他们过着什么样的贫穷生活，好让你们的良心受到谴责，好让你们知道贫富差距的严重和你们的为富之不仁。
　　中国农民对中国革命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之苦是中国的耻辱。究竟是让贪官继续作威作福，还是让农民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生活之路，这是历史对中国当局与中国社会的考验。
·作者是旅美政论家

建议大家都看一看。

易风

有些思想和做法，已经几千年了，不能企望几年内就彻底解决。

乡镇、城区一级的普选和直选，在10年之内解决，是不现实。这个问题，太难解决了，也许上层还没有考虑好解决办法。

村现在是直选的。但是村的直选到乡镇的直选，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乡镇到县的直选，也许又需要20年的时间。50年的时间左右是一个可能的时间表。但是前提要保持，国内政治的稳定进行和民主的逐步推进。

见了鬼兄得ID，突然想起的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