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原载2004年3月15日13:36:30 [军事天地]http:
　　到东京，我想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靖国神社。要了解日本的历史与信仰，此处不可不到，尽管这个地名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恶心和愤怒。前两年姜文为拍摄电影《鬼子来了》，到过靖国神社参观（参观非参拜也），却遭到国内不少“爱国 愤青”之谩骂。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爱国”──连敌人的实际情况都不愿意去了解，又如何能够战胜之？

　　如今，我亦到了靖国神社，却不怕那些鲁迅所谓之“孱头”们的辱骂。这里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又一块难得的绿地，且对外开放。粗一看，似乎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树木间的草地上游弋著大群或白或灰的鸽子，一派和平恬静的气象。然而，仔细一看，每棵树木上都挂著“支那派遣军”或其他侵略军队某某师团某某连队的番号，大都是战友会慰灵的标志。顿时，每棵树木在我的眼中都变得血迹斑斑。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将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责的宗教传统，却无法理解日本人只记得自己战死的士兵、而忘记别国被杀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区别”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记忆”和“有意的遗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点，也正是侵略战争滋生的温床。
　　
　　靖国神社的大门简洁壮阔，有远古时代人类对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参拜道左右两边对称的两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铜浮雕，其画面是日军在黄海、旅顺、天津、长城、奉天等地作战的场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让我毛骨悚然──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公然宣扬纳粹武功的纪念物。大门口还矗立著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现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远镜，昂首向天，披羽织，著草鞋，日式打扮却是西洋思想，即所谓“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创办“招魂社”，实行军事改革。日本人崇拜军事强人的心态，从这尊塑像中亦可窥见。只有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咒骂此像云“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
　　
　　今天虽然不是重要的祭祀节日，但前来参拜的日本老人和学生依然很多。有的外地人包了数辆旅游大巴，一下子就来了上百人，然后兴高采烈地进入内院参拜。少有哀伤之情，而多张扬之气。内门一侧张贴著一份昔日日军官兵的遗书，每隔一段时间便更换一次。老田翻译说，其内容无非是为天皇献身、为国家尽责之内的陈词滥调，可是许多日本人津津有味地阅读著，且不断点头称是。靖国神社大厅之格局，有点类似于佛教寺庙，只是里面没有泥塑的菩萨而已。也没有具象的牌位，而只有记载在书册上的“灵位”，只有在重要节日的时候才拿出来祭祀。若干甲级战犯的名字也在其中。神社大厅前面，两边都站著穿制服的警察，一般游客可以到达木栅栏处，若向内张望，可以发现里边一层院落是参拜大厅，大厅内密密麻麻跪满了参拜的人群。
　　
　　如果说神社建筑浸润著的宗教气氛还没有引起我极度的反感，那么神社旁边重新扩张的“游就馆”则让我怒发冲冠。“游就馆”是一座耗费巨资兴建的战争博物馆，一楼乃是各种武器展览，包括日军主力战机、坦克、大炮、地雷、刀枪、军服等。最吸引我的是一枚巨大的自杀性水雷。战争末期，日本为了阻止美军登陆，乃研制此水雷，由军人驾驶直接冲向美军战舰，与之同归于尽。此种做法，与“九一一”事件中驾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恐怖分之极其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军乃是拉登的老师。在此水雷展品的旁边，还有录音播放设备，游客带上耳机、打开按钮，就可以听到当年志愿驾驶水雷出征的日军官兵最后慷慨激昂的遗言。
　　
　　二楼上第一展厅及为日军金光闪闪之“元帅刀”以及若干高级将领的照片，包括诸多战犯在内。另有一间展厅专门展示皇族物品，天皇的军服、军刀以及所批示的文件等等。此后的十余间展厅逐一介绍明治以来日本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正面的介绍。对于“九一八”事变，解说词将其歪曲为中国军队挑衅，日军不得不出兵；对于南京大屠杀则不著一词，反而称赞日军迅速恢复了城内的治安。有好几间展厅内还在播放当年日军在中国作战告捷的新闻影片，在刺耳的枪炮声中，配有铿锵有力的解说，许多日本参观者皆兴高采烈。其最后一块展板乃是“战后亚洲各国独立”，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以自己战败的牺牲换取了亚洲各国的独立，亚洲各国应当对日本帮助驱西方殖民者而感恩戴德。在最后的观众留言处，有数册厚厚的留言。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写的感想：“我为日本军人的勇敢而感动。”如果大多数日本青少年受著这种历史观的教育长大，那么未来的亚洲很难有安宁祥和。我打量著门口那两个买票的青年女子，她们对客人彬彬有礼，却对此处的邪恶毫无意识。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颇得日本民众的支持。也许，不少人认为这是日本的宗教自由，日本人有权信仰死者。陈平原教授在《招魂》一文中写道：“在日本，‘灵魂信仰’ 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之，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以明治维新为界，靖国神社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 “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便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还是陈平原教分析得透彻：“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 ’。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三章）。”我们必须洞悉靖国神社近代化的蜕变，方能驳斥某些日本政客辩称参拜乃“宗教自由”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