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项改革如果推开了，农民所得实惠比中国历史上两千年来所有农民起义所得的总和还要多，比什么王安石的青苗法、康熙朝的什么一条鞭法，都伟大。这就叫文明的政治文明，见不公正就主动改了。主动改了，对谁都好好。

　　1997年底，我在《方法》杂志上发表《种地算不算劳动》一文，说“种地”二字，无论中外，都包含在劳动里，可是在中国，起码有两处“劳动”不包括种地，一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一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不考虑种地这种劳动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不保障种地的农民；农民地里干活被雷劈了（田间相当于工人的工厂，那里是农民的劳动现场啊），或给庄稼喷药中毒死了，那是你活该倒霉。工人有工伤事故，公务员有公伤事故，农民却没有农伤事故；中国的劳动法不“法”这事，中国的劳动部也不“部”这事，太冤了。这篇文章后来被多家报刊转载，其中包括日本的中文报刊。

　　1998年春，朱容基内阁履新。我给新上任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先生写信，推销上述牢骚，并激将说：如果在您的任期内能把农民的保障问题提上日程，您就是一个大写的部长。我没收到张部长的回信。在美国，公民写信问白宫总统家的狗的情况，都能封封得到回信。咱中国有特色，公民给公务员写信无论询问多大的事，都不要存心欲收回信。就此问题我曾写过《上访信的法律地位》，发在《南方周末》上，并获2001年广东新闻奖。

　　现在好了，种地马上要算劳动了，真是可喜可贺。

　　下面再说撤销乡村两级班子。2003年2月8号，我一个在地方当乡党委书记的同学来电话，谈及眼下正进行的乡级领导班子调整，我半开玩笑地说：“当心你们撤销下岗。”他说：“你放心，十年八年撤不了。”“为什么？”“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农村很不稳定，撤了每个乡都有一二百口子人吃饭，还咋稳定？”我笑道：“怎么着？你们还敢闹事啊？你明白，你们那一二百口子人正是农村不稳定因素之所在。吃农民时，你们人数是太多了；可是与十亿农民不稳相比，每个乡你们这一二百口子人的不乐意简直什么都不是。”

　　对“你们那一二百口子人才是农村最不稳定的因素”这句话，我这位同学丝毫没有反驳，没有大呼冤枉。事实的确如此。农民的灾难，农民遭遇的不公正，主要是乡村两级加给他们的。乡村两级存在，实在是民怨沸腾的总根源。这两级政府不政府民间不民间四不象的存在，现在除了每年为国家收农业税，几乎没别的用。可是国家多收入那仨核桃俩枣，赶不上因此失去的民意民心，完全是得不偿失。为什么这么说？“国家让你们收一块钱的农业税，你们就敢披着国家的虎皮从农民身上搜刮十块钱的血汗钱，然后把那一块钱上交国家，那九块钱你们发了薪水或中饱了私囊。你们透支着国家的道义组分，除了大幅度减低中国农民的幸福感指数和大幅度提升农民的窝心度指数之外，你们几乎没有别的用，不撤你们撤谁？照你说十年八年以后再撤，国家早没了！”

　　现在各界免除农业税的呼声很高，农业税一免，乡村两级组织更没用处了，欲打劫也没火可趁了。农民血脉太弱了，也没法再养寄生虫了。最后我告诫我的同学：“你说你们三四十岁正当年，干什么不好，偏干这不给社会增加财富，反给社会增加不稳定的缺德事？国家居然让你们这两级百害无一利的机构存在这么多年，国家民气白白透支这么多年，也真是活见鬼了。”（来源：中国思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