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做人·做事

　　从小就爱听故事，姜太公钓鱼、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耳熟能详如数家珍。这些故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以为只要有一身本事、能“做事”，就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金子总会发光的嘛。但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要会“做人”，会“做人”比会“做事”更重要。因为不会“做事”没关系，不会“做人”你这辈子没戏；古人那些事儿如果搁到眼下这世道，诸葛亮一辈子也就是个村夫，韩信早晚饿死街头，姜子牙终老河边尸都没人收，因为他们不会“做人”；牛什么呀！有人想用你，你还不屁颠儿屁颠儿一溜儿小跑着去，玩儿什么深沉，摆什么谱啊？！这些人真幸运，早生几年名留青史了，但耽误了多少后人。我茫然了，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的反差竟如此之大。

　　记得早些年，北京天桥耍把式卖艺的人开场总要先重复这样一句话：“光说不练，假把式；只练不说，傻把式；边说边练真把式！”这话套用在现在的生活中就是：光说不练——只会“做人”不会“做事”——坏，只练不说——只会“做事”不会“做人”——蠢，边说边练——又会“做人”又会“做事”——人才！耍把式卖艺的真是世外高人，来凡间点拨世人？

　　其实，“做人”“做事”并无不同，只是现而今我们忽略了甚至是丧失了一个内在的、最基本的东西——良心！有良心，才懂得感恩，才能做好人，才能做好事；有良心，才能有恒久的责任心，才有真正的道德，而不是被一时的利益驱使或环境压迫而讲责任和道德。然而……

　　印象中有这么一个滑稽的电影画面：一个日本鬼子面目狰狞咬牙切齿地说“中国人地良心，大大地坏啦！”看看现而今的中国社会，我笑不出来，且不寒而栗！

之二：权力·能力

　　从小就爱看书，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与乐观，阮籍的“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的高傲与痴狂，范仲淹的“宠辱皆忘，把酒临风”的超脱与平和，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与自在，等等，读起来津津有味，讲起来倒背如流。这些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以为“能力”高于一切，可以藐视“权力”、可以不受“权力”的约束，还真曾有过伟大领袖毛主席那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的傲气。但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权力”决定一切，“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能力”必须依附顺从“权力”并为其所用，就像封建王朝时期的几个御用文人发展到今天竟已形成了一种文化——权谋文化一样：乌泱乌泱的各色人等插花儿献媚变着方儿地别有用心为几个让大汉民族留辫子的异族皇帝歌功颂德。现在的人学聪明了，明白了你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如果没有“权力”的提携，你也只能缩着，就像俗语说得“是虎你得卧着、是龙你得蟠着”。如果你自以为有“能力”而伸头打挺滋毛咋翅，“权力”就会扒皮抽筋地斗你个体无完肤，甚至踏上亿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我们目前的社会仍处在霸道愚民排斥异己的一元化官本位体制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权力”与“能力”的关系如同伯乐与千里马，“权力”是伯乐，“能力”是千里马，千里马能不能出人头地甚至吃饱穿暖平安终老完全取决于伯乐。我们眼下的社会在畸形中缓慢徘徊着。手里拿着委任状的伯乐们与时俱进了，但他们嘴里虽然喊着以“马”为本，干的却仍是指鹿为马的事儿。千里马也不再锻炼肌肉提高奔跑速度，而是将廉耻抛到脑后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以获得裹腹的稻草甚至想有朝一日也能摇身一变也成为伯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真正最崇拜的有两个人，他们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和原苏联最后一任党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前者在全世界仍处于封建君主制的社会环境中，作为“美国之父”能视皇位如无物，亲手奠定了美国民主立宪的社会体制；后者的伟大我无以言表，只能用他在最后一次《告苏联人民书》（1991年12月25日）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从不后悔没有仅仅为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在数年的时间里‘称王称霸’。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和不道德的。”
　　小时侯能看的电影很少，只那么几部革命战争片，其中大都有一个雷同的画面，台词千篇一律：“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这个画面和台词在解放后的现实生活中依然演绎着，但对象已不是清一色的日本鬼子或蒋匪帮了。这个画面和台词成了很多很多人的噩梦，希望它早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