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中共高层铁腕撤职两名抗SARS不力的高官一周年之际，中央酝酿和颁布一系列法规政
策，从制度入手完善官员制，建立问责制政府。国务院4月20日还正式发布《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着
名行政法专家杜钢建指出，《纲要》亦强调依法行政最后要落实到责任追究上，建设责任政
府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香港文汇报报导说，继中央批准实施《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后，用人失察失误
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标准还将于今年推出。此外，与问责制度紧密相关的《国家监督
法》、《公务员法》也将出台。
　　
　　北京舆论指出，多位重要官员因为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受到查处，成为「高官问责」时代
来临的标志，随着《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政策的推出，力推官员问责
制的治吏风暴将席卷全国。
　　
　　令海内外瞩目的是，从去年4月20日到今年4月，三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因对公众
安全负责而引咎辞职。去年4月20日，中央宣布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
位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省部级高官因抗非典不力而被免职。之后，全国各地又有100多名
官员因抗非失职相继遭到处罚。一年之后，身为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马富才又因去年12月
23日川东气矿井喷重大事故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的全面推广，使得政府部门第一次以制度的形式将官员问责纳入日常工作管理
中。从湖南衡阳火灾到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官员问责制都在逐渐执行到位，显露出中央政府
敢于碰硬的攻坚风格。对失职渎职官员的「铁腕」，就是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保护。
　　
　　最新一期《了望》周刊披露，中共这项有关建立官员问责制的规定明确指出，「党政领
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规定并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
辞职的情形。不过，目前未知这9种情况的详情。
　　
　　为什么应该提倡官员特别是高官主动「引咎辞职」，文章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各级官
员特别是高官肩负人民重托，权力大，责任重，理应恪尽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
对于他们，理应落实责任，务必落实责任，有过错就应该追究，有责任就应该承担；不这样
做，就推行不了责任政治，建立不起责任政府。
　　
　　如何让「引咎辞职」成为惯例，文章说，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用制度说话，讲约束。制
度总是靠人执行的，难免会有一些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觉悟不是那么高，
有了过失也不主动引咎辞职。对这些人，决不能让他占便宜。只要他确实该负责任，不主动
引咎辞职的，应该责令其辞职，或依法给予撤职、罢免，对于触犯法律的，还应追究刑事责
任。只有这样，从严治吏、从严治政才能落到实处。 明报报导说，4月中旬，中国政坛相继
有3名官员因重大夺命事故而「引咎辞职」，分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
北京密云县长张文和吉林市长刚占标。3位官员因为事故责任「引咎辞职」，是近期中共官
场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尤其是马富才的辞职，更被舆论认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笔，意味
中共酝酿已久的「官员问责制」，开始由「表面文章」走向「实际操作」；但也有舆论质疑，
「引咎辞职」是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产物和游戏规则，中共能否「洋为中用」，值得观察。

　　
　　马富才虽非中共官场内阁成员，但位居「省部级领导」，且是国有特大型企业的主管。
去年底川东发生「井喷」事件后，外界就一直关注，这场导致243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的
「超特大」事故，马富才作为最高责任人是否「难辞其责」；同样，发生于今年2月5日晚北
京密云灯会的事故（37死亡、15人受伤）和发生于2月15日吉林中百商厦火灾（53人死亡、7
0人受伤）这两宗特大灾难，主责者如何交代，成为考验「胡温新政」的又一个关口。
　　
「引咎辞职」一词在中共官方传媒频频出现，大概是3、4年前，当时大陆特大安全事故频生，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声誉，重庆等地出台了一些规定，如「发生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
的，负责官员须引咎辞职」；200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相关主要负责官员须承担责任，将「引咎辞职」提升到更高的层
面。
　　
　　早年的「官员问责」，更多是在事后追究，「以儆效尤」，官员主动引咎请辞者很少，
对省部级高官「问责」更是罕见，唯一一宗公开的，恐怕只有2001年陕西省长程安东，他因
陕西省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宗特大事故，当年5月被国务院宣布「行政记过处分」。
　　
　　有学者认为，「引咎辞职」之所以难以推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官僚系统「对上负责
」的传统，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官位由上级赋予，该否负责、该否辞职皆由上级决定，
公众意见很难对他们的官位产生实质影响。另外，官员的职位与利益「密不可分」，在这种
情◆下，「问责」便变成艰难的利益博弈，更遑论「主动引咎辞职」了。
　　
　　学者指出，「免职和撤换」主要针对政务官和科举制官员，特点是对上级负责；而「引
咎辞职」适用于选举制，官员虽对上负责，但更多是「对下」，即对选民、民意和舆论负责，
这也是现行体制下「问责制」难以推行原因之一。「夺冠摘帽」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但
「引咎辞职」却是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产物和游戏规则，中共能否「洋为中用」，值得观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重大事故处理都是惩处直接责任人，
相关官员却凌驾事故之上，虽有行为过失或不当，但因无触犯法律或党政纪律而难究其责，
所以，引咎辞职是责任人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一种举动，能够有效填补承担法律责任与不
负责任之间的空白，有利于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杜钢建指出，中国新一届领导一直致力于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型责任政府，因此出
现高层责任人引咎辞职绝非偶然，去年SARS危机中启动的官员问责制，对政府扭转被动局面
、恢复公信力功不可没。虽然「问责制」在中国还属探索阶段，但「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
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问责」正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对高官问责叫好，他认为，高官承担责任有
4个层面：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也就是
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
法律的责任，要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看是否有渎职的情形存在。作为中石油负责人和部级
高官，马富才理应对川东特大井喷事故承担责任。他承担的应当是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
　　
　　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金太军则认为，引咎辞职的意义在于其不仅从体制上
体现了监督、惩罚的作用，而且从心理上警醒领导干部对权力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塑造良好
的政府形象、取信于民。中国下一步完善问责制的方向是「制度化」，必须充分考虑其可操
作性，要详尽规定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明确程序。
　　
　　法学硕士石毅认为，中国政府推行的「引咎辞职」已不单是一个姿态问题，而是长期积
淀的必然结果。虽然引咎辞职已经暗示政治逻辑将要被刷新，但完全而彻底的刷新毕竟还有
待时日，所以，谨慎乐观是必要的，轻易神化引咎辞职的作用，则是绝对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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