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应从制度上保证“问责制”运行 加大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问责制”，一种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开始考验中国国有企业的老总，包括来自海内外资本市场规范运作的监督机制压力，越来越挑战着一批位高权重的国企大公司老板。

　　震惊海内外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事件，刚刚宣布一个月，日前，三九集团总经理赵新先也被宣布免去职务。尽管赵新先的离职表现出与马富才有所不同，其对外被冠以退休的说法，但三九集团高额的债务纠纷，尤其是集团严重占用旗下上市公司巨额资金的事实，不能不说是引发“罢免”的重要原因。另外，中国人寿风波，也引发了更多赴海外上市中国企业的警醒。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问责制”将对国企老总的经营以及治理理念带来巨大的“冲击波”，他们必须提高作为现代企业家的素质，而这也将加快推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进行。

　　谁来问责

　　“三九集团的人事变动，赵新先的离职，意味着这是出资人到位的‘问责’，说明国资委在认真履行作为出资人的职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

　　因上市公司三九药业的巨额资金被大股东三九集团及关联方占用，2001年8月，赵新先及三九集团被中国证监会谴责。证监会的处罚，是从公共或社会监管角度的“问责”，监管部门的严厉和及时处罚，使三九集团的问题暴露得比较快和充分。“从出资人管理国有企业的角度来讲，更需要出资人的‘问责’”，该人士强调。

　　当然，三九集团的问题非常复杂，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和多方面因素所致，包括体制、机制、治理结构等原因。如果深层次问题不解决，国企改革还是很难有重大突破，作为国企改革专家的周放生进一步指出。

　　但无论什么原因所致，企业发生违规的问题，就一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公司治理的规则进行处罚。“从这一层面来讲，无论是作为三九集团老总的赵新先，还是其他的企业家，都必须要承担其应负的责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士表示。

　　有市场人士直言，对于解决债务问题，赵新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此时离职，对于他个人而言更是一种解脱。目前相对温和的“问责”，使赵新先实现了“软着陆”。

　　而今后将越来越严厉的“问责制”，无疑使一大批企业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责任风险。

　　要承担社会责任

　　以前，相当一些国企大公司老总的个人前景，在于从企业家走上更高层的政府官员职位。最典型的是，2002年底，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老总李毅中调任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10月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老总卫留成被宣布任海南省代省长。

　　而同属“中国石油三巨头”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却没那么幸运。因“12.23”井喷特大事故，马富才于2004年4月正式辞职。尽管马富才领导的中石油集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2003年实现销售收入4300亿元、利润总额超700亿元。

　　“马富才遭遇‘问责制’，揭示出企业同样要承担社会责任”，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表示。他解释说，传统的股份制企业，经营者更多追求对股东负责，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经营者不仅有回报股东的责任，还要对社会负责，这是新型公司治理的要求。

　　这种社会责任，包括对社会的安全、环保、公益事业等要承担责任。而马富才引咎辞职的“问责”效应，使得其他更多企业家不得不引以为戒，从而减少今后类似事件的发生。

　　“随着公司治理越来越规范，市场竞争又越来越激烈，企业家越来越难做了，风险越来越大。”一位知名国企老总对记者袒露心声。

　　但这些责任与风险，是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法律专家段爱群认为，今后“问责制”推行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执行也将越来越客观公正，对于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家而言，在其拥有相应的权利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对等。

　　“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周放生强调。

　　仅有“问责”还不够

　　对于当前国企老总遭遇“问责制”风险，公司治理专家胡汝银则不以为然，他说，应该是遭遇“问责制”的约束，而不是风险，风险大是正常的，是应该承担的。

　　胡汝银三句不离公司治理。他表示，一些国有企业暴露出严重问题，说明这些公司以前往往是“一人独大”，公司治理不规范，缺乏制度性的监督。“虽然目前开始实施‘问责制’，但还是比较软”，他认为，应该进一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系统程序，从制度建设上保证“问责制”的运行。

　　这一制度建设包括：日常的考核机制，市场化的选聘机制，强化对董事及经营层的授托责任等，以提高运作的透明程度。否则，投资者很难形成稳定的预期。作为公司治理专家的胡汝银认为，目前还看不出有比较明确的制度设计安排。

　　不过，对于日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指出国资委今后要进入董事会，实现国家以出资人身份管理国有企业，胡汝银表示，这将有利于提高“问责制”的运作透明度。

　　已有市场人士指出“问责制”可能产生的弊端，这就是“摘了‘乌纱’，逃了刑罚”。法律专家段爱群进一步指出，除了承担行政处罚责任，还要加大民事、刑事诉讼方面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