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在一些需要高度警觉的工作上，人们花费的精力越多，干得就越差，不论该项工作是扫描行李找炸弹、在加工厂搜索腐烂的肉，还是在工厂内监视外来人员。这个规律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生产力悖论。由于你努力聚精会神，你会迅速感到疲劳，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弄到自己眼神呆滞、嘴也顾不得合上，也于事无补。

“可能你看上去像呆子一样，但其实你正十分努力地工作，”研究人类警觉性的辛辛纳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心理学家乔尔•沃姆（Joel Warm）说。“人类天生不是好的监视器。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工作差劲，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看上去人呆呆的，其实反映了内心负重，因为警觉性工作迫使大脑从事成千上万次精细的鉴别活动。认知心理学家说，注意力持续集中30分钟后，觉察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在高应激和疲劳的状态下，可能只能集中精力5分钟。“你不是在处理信息。”沃姆教授说，“你的确在看，不过什么也没看见。”

研究人员过去认为这种警觉能力下降是因为不关心或缺乏刺激，沃姆教授说。但是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监视工作是一件要求极高的工作，它使大脑的处理能力衰竭，且导致大脑血流量降低。例如，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量指标——该指标测量主观感觉到的脑力工作量，在刻度为100的标尺上，警觉性工作列在60-70的位置，这比心算和语法推理还要艰巨，沃姆教授指出。

当前，研究者们在探索大脑如何测知信号并保持注意力集中，这使我们对警觉性和脑功能的认知得到了改进。同时他们也在研究实际运用方案，譬如速效咖啡因口香糖、可维持精力的碳水化合物饮料，或者提高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的药物。好几家实验室都在研制警觉性探测器，用以测量眨眼、血流量和大脑活动。这类小器械在测出人们走神时，将会颤动、蜂鸣或发信号。

保持警觉性非常困难。从人的大脑结构来说，人类不可能一直专注于某条信息，华盛顿市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的拉亚•帕拉苏拉曼（Raja Parasuraman）说。“警觉性是一种难以适应的状况，动物和人类不具有这种资质，”他指出。“这是强迫他们做不自然的事情。”

即使对警觉性要求相对较低的任务，如录入电子数据表的数据，或是监视外汇交易指标，也同样会产生问题。但是如果刺激是重复、不变的，譬如在空中交通管制屏上监视飞机位置，这时就可能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沃姆教授说。

警觉性的现代研究起始于二次大战时期，当时，科学家试图提高英国雷达观察员发现德国潜艇的效率。测试的一部分是，每逢钟表指针连续跳动两下，测试对象必须按一次旋钮。结果，随着时间的延续，失误显著增多。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了脑影象技术，研究人员对于脑机制的研究因此取得了进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神经科学家斯科特•马凯格（Scott Makeig）让研究对象看着一个屏幕，每当听见一声响，就按一下旋钮。结果他发现随着警觉性逐渐降低，脑电波也呈现明显变化。

但是研究人员一致认为，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善于保持警觉性，神射手就是一例。“我们偶尔还会发现警觉性超级明星呢，”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专门研究人性因素和人类工程学的心理学家彼得•汉科克（Peter Hancock）说。

汉科克教授说，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内向，不太容易被外界刺激分散注意力。他们还往往极其擅长在“威利在哪儿？”的书中找到威利，这种书让读者在一群人中找出一个头戴红白两色滑雪帽的戴眼镜男子。

在未来，各种团体机构说不定可以预选注意力集中能力更强的人员；特别是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帮助识别出负责控制注意力和认知力的基因后，帕拉苏拉曼教授说。

而在那以前，设计改良的计算机显示器，或者可在异常情况下对工作人员进行提示的创新系统，也许能帮助提高信号探测。例如，汉科克教授讲到的内科医生的故事。这些内科医生觉得，解读屏幕上表示代谢测试结果的绿色峰值，十分困难。后来用走调的“胜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来伴随异常结果时，判断的准确性便提高了。

即使最佳的技术也可能导致假警报，而假警报会降低监视人员的警觉性。“过多的假警报会产生‘狼来了’效应，”帕拉苏拉曼教授解释道。“一旦真警报来临，操作员就会麻痹大意，以为又是假警报而已。”

汉科克教授正为美国军方工作，帮助士兵区分敌友，以减少所谓“友军炮火”（friendly fire）事件的发生。利用一系列标准，诸如“可能的敌人是否穿戴防弹衣或头盔”等，士兵们更能作出对于应该如何行动的知情决策（informed decision）。

既然人类是如此低效的“监控器”，为什么不更多地依靠自动化呢？帕拉苏拉曼教授告诫道，不能担保技术永远运作良好，技术应该和人工检查相结合。他援引了一艘游轮的例子，1996年，该游轮失去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信号之后，在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Nantucket, Massachusetts）的近海搁浅。假设领航员进行了再次检查，这次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设计的系统，很少要求人作出反应，那么，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难得作出反应，”汉科克教授补充道。

一方面技术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类警觉性，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团队协作比仅靠一双眼睛更加有效，帕拉苏拉曼教授说。自然界就存在这种协作系统，鹿群便是集体警戒危险的。

团队警惕性在公共场所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场所不断提醒人们，若发现可疑包裹应向警方报告。不过即使这种警戒也存在局限性。

“警告确实有作用，但是我们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沃姆教授说。“警告的力量会逐渐消失。”

Tom.Kaizer.Y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