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和大家一样，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引中国人民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我最早相识邓小平同志是在1945年，他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在上海一起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海南岛牺牲了，很可惜。1958年9月邓小平同志到吉林丰满水电厂视察。在大坝上，小平同志指着因超出力大发电水位消落过度的水库说，今后你们要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书记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他说：“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同志(时任电力部部长--引者注)，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1983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接触小平同志，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每次都使我受益匪浅。邓小平同志永远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和师长。

1977年8月我参加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背景下召开的，理应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作出纠正，但大会仍然坚持“抓纲治国”的错误路线。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已经成为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桎梏，阻碍党的前进。在这次大会上，我们有机会全面了解和系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对于“两个凡是”这一错误观点的批评。其实，他早在1977年5月就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当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小平同志这些讲话，不但使与会的代表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提高，而且为以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全党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1981年6月我以电力部长的身份，列席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于两年半前召开过，全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上来。此次全会的任务就是要讨论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讨论中，争论的重点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一些同志发言相当尖锐。小平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又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作出毛泽东主席功大于过的结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全会顺利通过了《决议》。小平同志在处理毛主席的功过评价问题时，不计较个人恩怨，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大公无私的宽阔胸怀。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部分人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怀疑甚至反对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另一部分人怀疑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在西方反华势力的鼓惑下，国内一些自由化分子，沿袭“文革”那一套做法，利用大字报、小字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定局面。

这两种思潮都危及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于1979年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后来又写入了宪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自由化思潮得以泛滥。小平同志及时发出了警告。1989年3月4日他在向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同年3月23日，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坚决有力地及时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那场政治风波，保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为以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特别是领导核心的选择。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考察，在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的协助下，提出江泽民同志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十三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做出了榜样，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出重要的一步，使大批年轻有为的人才，经过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脱颖而出。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他亲自主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实现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他亲自访问过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为增进中国和这些国家了解与合作做出了贡献。1988年我担任了国务院总理，不久又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力和资历都难当此重任。1988年5月5日小平同志在家中亲切地接见了我。我重点请教他如何才能做好外交工作问题。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要处理好中国与重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同周边国家建立友好与合作。针对我的畏难情绪，小平同志说，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他又对我说，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是我国外交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小平同志及时提出韬光养晦，多做工作的外交工作方针。他亲自接见不少外宾，向他们阐述中国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对应对国际上出现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都做出正确的指导。在江泽民同志领导和具体策划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正常和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在这一个时期，我国还进一步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我国一如既往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做到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方针。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早在1980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1984年5月又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这些地区所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促进了人们观念的转变，积极引入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使这些地区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有了很快的发展。1990年邓小平同志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上海。同年3月3日小平同志把江泽民同志和我约到他家里去，他在分析了上海在技术、工业、金融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后说，上海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开发浦东的事你们要认真抓。为了贯彻好小平同志这一重要的嘱托，江泽民同志和我立即进行了具体安排。鉴于当时中国许多城市都要求建立经济特区，江泽民同志说，为了不引起攀比，上海浦东不叫经济特区，而叫浦东新区，但是享受特区的优惠政策。继而请姚依林同志去上海，解决了上海长期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过大的负担，为发展上海开发浦东创造了财政条件。我又于4月中旬，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到达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一起磋商。4月18日我在上海正式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和开放，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并亲自过问对外合作重大项目的建设。1984年4月29日小平同志亲自接见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我参加了会见。哈默是当时世界上仅存的见过列宁的人。哈默谈到中美合作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已达成合作协定之事，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是一座大型露天煤矿，年产煤1200万吨。通过这个煤矿的建设，使中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矿技术和洗精煤设备的制造能力。邓小平同志还十分关心和平利用核能事业的发展。早在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法国访问就与法方签订了经济合作的长期协定，决定中国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地会见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先生，对建立大亚湾核电合营公司表示祝贺。他说，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广东和香港合营的广东核电站，对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86年4月26日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石墨堆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火灾事故，放射性物质泄漏，危及周围居民的安全。香港有些人利用不明真相居民的恐核心理，发动要求停建或迁建大亚湾核电站的签名活动，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借此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发出明确指示，中央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决心没有改变，才使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得以按进度继续进行。1994年2月9日，正值农历除夕之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得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顺利投产的消息后很高兴，请我转达他的祝贺，并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科学技术人员表示感谢。

小平同志对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电力事业的建设十分关心，给了许多帮助和做了具体的指导。众所周知，他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决策者。他对电力工业的发展特别关注，对长期存在的电力供应紧缺情况感到焦虑，多次提出要加快电力建设。1985年1月小平同志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问到：“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的需要？”我回答说：“至少要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搞到2亿千瓦以上，办法就是大家办电，不是一家办电。”我又说：“只要政策对头，把电搞上去还是很有希望的”。小平同志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有希望。”现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缺电现象，成为发展经济和保证人民生活的制约因素。我坚信只要遵照当年小平同志加快电力建设的思想去做，电力一定会进一步搞上去，缺电现象一定能尽早得到克服。

以上这些具体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但每件事都表明了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现今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他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为中国人民开创了奋斗的道路。他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课题，增强了广大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他支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他发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号召，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他又强调，不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扎扎实实，讲求实效，稳定协调地发展，这就表明了邓小平同志的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总是用发展的眼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鼓舞我们继续前进。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三、建国初
建国初不久，邓小平同志便调到中央人民政府。1957年，他协同刘少奇同志积极工作。并全面解决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陈云为代表提出的“反冒进”“反左”等不正确的思想，全面树立起中央书记处的权威。在1958年—1960年，国务院靠边站，中共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了6个专门的领导小组。以领导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则任中央专委会主任，主抓原子弹、导弹、氢弹、核潜艇等军事科研工作，中国先后研制出了核武器、导弹、卫星和核潜艇。
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书记处为50年代中国的全面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论证亩产万斤的原理，他和书记处其他同志一起亲自按排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郭沫若进行论证，从而，彻底打消了党中央毛主席对亩产万斤百万斤的疑问。
在反右工作中，邓小平同志更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毛主席和中央尽管制定了一个不杀，多数不提的政策方针，但是还是造成了反右工作扩大化。如果没有刘少奇邓小平亲自抓，反右工作必将更加扩大化。
由于工作繁忙，邓小平同志于1960年又亲笔批示，把解决粮食困难的问题统一交给已几年不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负责，而周恩来同志不负书记处的重望。终于在1961年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
1962年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发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批评，这些批评高度地总结了大跃进根源和实质。
四、文革
文革期间，邓小平同志遭到严重的批判和残酷的迫害。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某拖拉机场劳动，并被残酷地安排到了一座被称为“将军楼”的别墅里居住。不仅把他的孩子接来了，四处还下了岗哨。他到工厂上班所走的路被工厂的群众亲切地称为“邓小平小路”。邓小平同志上午劳动，下午学习。
严酷地环境磨炼了邓小平同志，他深深地感谢拖拉机厂对他抱有同情的工人干部。他就是在这里深思中国的未来和前途。最终在1990年代他老人家百年之前，这所拖拉机修理厂破了产，工人下了岗。
五、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春天。文化大革命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只达到平均每年10%的增长速度，经济便也到了破产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而现在大量希望小学的建立是为了补充义务教育的不足，避免失学儿童的比例不断超过1949年以前。
邓小平同志抓经济象他指挥军事一样非常有经验，有办法。他先后给予深圳、上海、广东、福建等地优惠政策，这些地方通过免税、投资等很快就发展起来了。邓小平同志的儿子邓朴方也身残志不残，亲自担任了残联的理事长，享受副部级。残联也很快兴办了康华公司等而发展起来了。邓小平同志始终认为经济发展第一，于是全国党政军公检法一起经商。人民解放军也从一支优秀的战斗队变成了一支杰出的经商队。
面对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并每年对1978年以前研制的成果进行分批分类的表扬和嘉奖。面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法制要从娃娃抓起。”并每年都要解决一大批贪污犯和各种犯罪分子。他精通历史，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如指掌。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唯一用金银做货币的国家。马可．波罗游记曾这样写道：中国遍地是黄金。即使是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占世界比例的2/3以上，邓小平同志却深情的说：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了。
就这样，邓小平同志不断强化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思想，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现在，我国每年要引进外资200亿美元，每年对外投资与资本抽逃约600亿美元。我国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健康的良好的发展。2000年，为给公务员涨工资，国务院决定增发800亿专项国债。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国债是不可能发行成功的。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目前已成功地向国外举债2000亿美元，对内发行国库券2.5万多亿人民币。四大专业银行已划出的债务呆账、死帐和烂帐达1.6万亿人民币，各银行机构等新增债务死帐等已达5万亿人民币，全国总资产约8万元。总债务约10万，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而辉煌的成就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的农民生产量年年增加，环境保护年年优化，与1978年相比，土地沙漠化已经达到60%，农牧业等生产也蓬勃发展。
20年来，在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断改进1960年代生产的歼—8、歼—7战斗机，还有强—五、轰—6飞机，并投产了1975年代研制的轰—7。并先后有多达3艘导弹驱逐舰在他去世后下水。在军转民方面，仅航空工业总公司的民品产量就达70%，造导弹的改成造面包的，造飞机的改成造面的的。军事技术换代不断取得成功，从而极大地保卫了领土主权。

面对未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的论断。从而解决了未来世界没有人类，机器与机器之间杂交的难题。
面对台湾问题，他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大略，现在国民党终于垮台，民进党终于上台，和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对科研成果，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1981年中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试飞成功。他果断地提出中国民航要大力发展。于是民航到欧洲、美国不断引进技术，不断采购飞机。而制造运—10的飞机上海飞机制造厂也通过引进技术，不断锻炼队伍。现在已经能达到可以做飞机舱门的地步了。
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明灯。
六、结论
在邓小平同志去世后，我们按照邓小平理论不断走向前进。在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这一英明的论断后，面对中国大使馆被炸，美国侦察机不断挑衅侵犯我国国境，美国则发生了911事件，而在中国的家门口，阿富汗遭军事打击，印巴核战争已箭在弦上，日本则不断进行军国主义复活演习，并在中国的东海击沉了一艘所谓的不明国籍的渔船。而我们始终处惊不乱。
我们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提出把教育办成产业的目标和指导思想。现在，各大学已在经济上实现了全面独立，生源也越来越集中。
在经济发展上党中央国务院更是采取积极财政改革。为发展经济，党中央国务院亲自抓企业减人增效的问题，从而解决了近千万人不用工作的难题；为扩大内需，党中央国务院亲自提出给公务员涨工资以启动内需拉动经济。这个对比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人民的关心。因此，邓小平理论保证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有了孙志刚，自会民工荒。说到底，还是因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谁都要生存，自然会人往高处走，民工荒的背后，是广东就业环境的悲哀。该检讨的，是广东做官的人。
对于民工而言，他们的要求可谓低矣。有人说，广东民工荒是因为广东的收入低，而长三角的收入高，所以就溜走了；还有人说，是因为广东需要的民工层次高，特别是技术工种，而目前到广东的，却都是素质比较差的民工，所以荒了（这个理由是最可笑的，是一种自我开脱式的睁着眼睛说瞎话，死要面子）。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第一个理由荒谬的是：既然广东能够主动拿出钱来到长三角招人，那在自己的地盘上直接提高工资收入不就行了？岂不更省力？实际上，新闻中得知，也的确提高了工资，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第二个理由是扯淡，是给自己抹粉的，不言。
其实，细究这个问题，因素不少，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就业环境造成的。当前，的确经济发热，到处都用人，有个市场配置的问题；但根子上说，还是因为广东劳动就业环境多年来一直没有大的改变，民工吃亏多了，当然就不去了。这年头，谁又不是傻子。民工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的。
这次劳动用工竞争，珠三角败给了长三角，就非常说明问题。那一套办法不行了，产业上的短平快也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干什么事情，还是要实实在在地做，有做产业的想法，搞长线，不能搞短期发财；赚上一笔就走人，害了别人，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头。
我们常说“投资环境”这个词。看看各级政府网站（那种后缀有.gov的），大家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就投资环境自吹自擂。现在好了，不要自吹了，民工的选择就是最好的答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好好从自身找原因，就民工就业环境问题干几件漂亮事，还愁招不到民工么。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如此的情况下都不到你这里来，可见情况多么糟糕，呵呵。
珠三角前几年能够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在于几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那里是特区，政策比较宽松，国外投资者大量聚集，资金进来的结果，是产业上的兴旺，自然会由劳动资源进入，也就有了民工潮了，目前的长三角也是这种情况；二是中国的外经贸体制，因为对三资企业颇多照顾，并通过退税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在珠三角形成了大量的短平快式的短线企业，它们的主要特征是来料加工，把大量的国外初级产品进来，进行装配式的生产，技术含量低，利润率低，但产量大，劳动密集度高，所以需要大量的劳动用工，并且对技术要求不高，于是民工们就会大量涌进来；三是当时的国际市场环境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此类出口产品总量上看，我们国家内部主要还集中在珠三角，那个时候珠三角的出口创汇是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所以结算也比较快，民工们就是苦点累点，也能拿到钱，这也是民工潮的重要原因。
现在不同了。首先，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已经大大改变。目前，国家欠了大量的出口退税，大概有3000多亿或者4000亿了吧（数据我没有记清楚，抱歉）；不得已，国家改变了退税政策，变成了国家和地方分摊，这样，地方上由以前的单纯获利变成了需要承担25％的退税了，于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高了。同时，也导致了这些短平快企业无法通过这种微利的方式生存下去了，毕竟，以前这些企业对出口退税的仰仗还是非常大的。其次，国内市场发生了大的变化，现在，各地都在玩这种容易摆弄的劳动密集产品，可谓星罗棋布，到处都是，广东的优势已经不在了。国外投资也在分散中，并不像当初那样集中在珠三角了。当初，广东作为特区，依靠香港的汲口作用，对资金和产品大吸大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现在，加入WTO了，情况已经不同了，外贸体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广东的这种区域优势也不行了。最后，就是因为广东在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没有很好地调整产业结构，短平快的产业太多，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太高，如今面临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就很难保持平稳。船小虽然好调头，但船大可以抗风浪，所以，长线产品少，就缺乏深厚的竞争潜力，也就没有法子跟长三角进行产业上的竞争了。
广东当初大发展的时期，不仅没有很好地进行产业结构上的调整（当然这跟我们国家的政策也很有关系，毕竟是外经贸政策和产业政策作用下的市场结果），而且因为钱来得快，产品市场需求量大，所以对民工的用工环境、劳动保障等等，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当年，民工们用血汗培植起来了珠三角，现在，他们含着眼泪离开了，留下的，不过是一场梦一样的发展观。
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