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最近的旧报，偶然发现一则新闻。不久前，甘肃省制定了《关于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廉洁从政的规定(试行)》，从12个方面对省级领导干部秘书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比如，在职省级领导干部的秘书任期一般不超过3年；党组织每年必须对秘书是否廉洁进行考核，等等。

　　不过，这些方面都重在一般性的制度规定，虽是创新，却并不惹眼，真正能够有点儿意思的倒是文件所作的“15个不准”。笔者一向认为，举凡明令禁止一项事物，这项事物就有泛滥成灾的危险。所以，将“不准”去掉，就是秘书惯常的本事了。让我们看看秘书到底有哪些能耐：

　　秘书(不准)擅自代领导干部答复处理问题、批示文件；(不准)打着领导干部的旗号办私事、谋私利；(不准)干预和插手干部选拔和人事安排，或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方便；(不准)干预和插手资金管理、项目建设；(不准)接受或代领导干部接受单位、个人赠送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物品；(不准)为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等。

　　由上述规定看，从正式的公职行为到非正式的私人行为，领导秘书都有插手的机会，可谓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当然，这一方面有赖于秘书本人头脑灵活，善于周旋。据说，能够担当领导秘书的人，当是“人精”，对于世态炎凉、人情世故具有非凡的领悟力。但是，更为关键的另一方面是，权力本身的性质与结构造就了秘书不同寻常的本领。

　　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中，领导秘书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职位。特殊在什么地方？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秘书是权力向外延伸、发生效力的第一个环节。它与命令的发源地是如此之近，并且不存在权力的“势能”因为官僚等级的层层传递而遭致削弱的情况。因而，当权力的命令经由秘书向外发送时，依然保存了十足的权威。秘书俨然就是领导的代言人，就是权力命令的阐述者，这一点给了人们敬畏的理由。同时，秘书却不像领导那样必须受制于许多制度与规定的束缚，也没有正式政治身份所必须考虑的种种忌讳。事务的庞杂和角色的模糊，赋予了秘书特有的灵活性。这一点又给了秘书以及他人发挥想象、进行活动的空间。

　　其二，秘书是下情上达的最后“关口”。在很大程度上，秘书对于信息的选择限制了领导的视野。除此，秘书还可在提供信息之余提出政策建议。这样的“把关人”对于众多游说者而言，简直太有诱惑力了。因而，要打通领导，首先就必须打通秘书。于是，秘书成为许多人进行游说、说情甚至行贿的重要对象，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由于工作的关系，秘书与领导干部在空间位置上是近距离的，由此衍生出来，两者的心理情感联系也是亲密的。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赋予了秘书特有的权势。实际上，这种情形秉承了传统中国权力格局的一些特色。在过去，最有权力的政治机构往往是与君王最亲近的，当君王觉得某个实权机构难以执行自己的意志时，他就用更亲近的机构取而代之。这种情形不断发生，最后，君王甚至不得不依靠负责内务的宦官。离君王最近的人，才是最有权势的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中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