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室里没人听说过他。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到Google上查查他的情况。”当《卫报》纪念上个月去世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时候，伦敦金融城所能做的仅此而已。但是，法国总统雅可•希拉克(Jacques Chirac)称他为“我们时代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种说法本身就足以在《华尔街日报》上令人们目瞪口呆。《华尔街日报》称，德里达的思想，“理应受到每一个关心思想生活中道德层面的人毫不吝啬的批判。”

德里达最著名的思想是解构主义。他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当我还是个儿童演员的时候，我曾在戏剧《等待戈多》中扮演那个小信使。萨缪尔•贝克特的这部伟大作品对任何人来说都并不容易理解，要是你只有十岁，那就根本理解不了。我打算给贝克特写信，跟他解释一下我的困难，请他告诉我这部戏到底讲什么。可是那时候Google还没有发明，我也就一直都没能找到这位剧作家的地址。

现在，我知道贝克特当时在巴黎，也许正和德里达在左岸的某个咖啡馆相谈正欢。雅克会跟这位作者说如何回答我的问题：要重读剧本，因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剧本不是教科书。阅读一本录像机使用手册的目的，是推断作者的意图，我们通过解读这些意图的难易程度，来判断这本使用手册的好坏。如果你把手册给丢了，通过一定的技巧和努力，你还可以把它的内容再写出来。录像机是一种功能明确而不变的物质设备。

但是，戏剧在动机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莎士比亚想过要提醒人们野心的危险性，他完全可以利用PowerPoint的“内容提示向导”功能，制作一个幻灯片演示，而不用花心思创作《理查三世》。而他写的这部戏，有很多层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你从中领悟的都是个人的理解。有人曾经问天才儿童杰迪戴亚•巴克斯顿(Jedediah Buxton)，对《理查三世》怎么看，他(准确地)说道，这个剧本有12455个单词。他和别人看的既是同一出戏，又是不同的戏。莎士比亚无疑从王权的角度考虑过《理查三世》。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但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包括莎士比亚本人的观点)是值得特别看待的。

但是，我们却把商业看成录像机般的静态机器，而不是像戏剧那样不断演变的、复杂的事物。在我讲述商业史上某个片断之后，往往会有一位听众跳出来告诉我：“我当时就在那儿，这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是，内部人员对真实情况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洞见，而只有一种肯定存在局限性和偏见的看法。财经记者们往往相信，通过盘问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能了解这家公司的真相，这就跟我当年试图向萨缪尔•贝克特求助一样犯了幼稚的错误，而理由甚至更不充分：贝克特至少亲自一字一句地写出《等待戈多》，可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能期望对他手下的企业具有这种程度的控制。

欧洲有一句愤世嫉俗的古老谚语：关于人的事情，没有最终的真相。这正可以解释《华尔街日报》的恼怒，该报的社论版每天都在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但是，不存在一个绝对属实的报道，只有用程度不同的各种解释。照某些字面上的意思，安然公司(Enron)的财务声明可能并没有错，但它的账目意在误导。帕马拉特公司(Parmalat)的账目目前在接受详细审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意大利小镇的人类学和贪婪的心理学，我们就会对这些公司有更深的认识。

一部商业史就像一出复杂的戏剧，有许多线索纠缠在一起，即使其中一根被辨认出来，也还会有许多其他线索有待解开。在下个星期的专栏中，我将通过最著名的个案研究，即本田汽车在美国汽车市场上的成功，来阐明这一点。

哈佛商学院的MBA学员在讨论个案的时候都被告知，他们将要辩论的问题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我怀疑，他们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解构的过程中。但是，同学们，我倾向于认为德里达对此会表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