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曹筠武／12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57岁的王徐英走出法院大
门，神情落寞而又固执。她想改个日本名字的官司败诉了，但已决定立即上诉。　在过去的
57年中，她只有“王徐英”这一个名字，而现在，她想把户口本上的名字改成“柴岗英子”。

　　

　　今年9月9日，王徐英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上钢新村派出所递交了改名申请。两个月
后，派出所交给她一张“不予修改”的审核表。第二天即11月10日，她一怒之下将上钢新村
派出所告上法庭，理由是派出所行政不作为，干涉和侵犯了她的姓名权。
　　
“他们早就叫我‘柴岗英子’了，在他们看来，我就是柴岗家的儿媳，柴岗家的英子。”王
徐英所说的“他们”，是指她的日本亲戚和朋友。1947年，王徐英出生在当时的上海川沙县
一个贫穷家庭。1940年代，姑妈和她的无锡丈夫一起“跑洋单帮”，去了日本。1970年代，
姑妈病逝，姑父也从此不再联系。“但我总有种感觉，在日本有我的亲人。”王徐英说。
　　
　　1988年，担任中学化学教师的王徐英，再婚嫁给了现在的丈夫、时任上海市金山邮政局
党支部书记的徐建国。这次婚姻除了再次带给她一个家庭以外，还给她带来了新的日本亲戚。
因为她的丈夫有一个日本继父。
　　
　　徐建国是一个遗腹子。1930年代，他做导游工作的的母亲结识了在上海的日本人柴岗文
雄，并与其结婚。在40多年后的回忆文字中，柴岗还清楚地描绘了第一次见到徐建国的情景
：柴岗抱起3岁的徐建国大喊，“这就是我的儿子！”柴岗为徐建国起了一个日本名字－－
柴岗龙清，意为“柴岗家的龙的传人”。
　　
　　一年后，柴岗与徐建国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即徐建国的同母异父弟弟－－柴岗龙男。
柴岗文雄是日本共产党员，日本侵华之前，柴岗在日本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发动战争后的
日本陷入法西斯恐怖之中，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解散，日共党员柴岗文雄来到中国，在上海
中央市场西部蔬菜场任管理员。
　　
　　日本投降后，柴岗文雄到日本侨民民主主义报纸《改造日报》任编辑。后因《改造日报
》倾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1946年，报社员工被遣送回日本。毫无准
备的柴岗文雄被迫与上海的妻儿分离，回到了日本北海道的家中。
　　
　　在回忆文字中，柴岗文雄写道，他无时不刻不想回到中国，回到家人身边。在中日两国
还未建交时，他甚至试图买通渔船波士进行偷渡，只是没有人敢接这趟生意。1972年中日邦
交正常化后，柴岗立即向两国政府申请到中国看望家人。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柴岗终于成
为日本战后第一个回中国探亲的人。
　　
　　探亲3个星期后，柴岗返回日本，5年后病逝。柴岗战后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但妻子柴
岗芳子曾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受过核辐射，一直没有生育。如今仍然健在的芳子把徐建国视
为自己的儿子，书信往来不断。2002年，王徐英第一次跟随丈夫前往日本，在丈夫的继母柴
岗芳子家中，芳子郑重地对王徐英说，你是柴岗家惟一的儿媳，你应该叫“柴岗英子”。
　　
　　在日本，徐建国夫妇还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这些朋友都叫她柴岗英子。在书信往来中，
日本朋友在信封上也大都写着：柴岗龙清、柴岗英子收。
　　
　　今年9月，已经70多岁的徐建国有了一个想法，去派出所在自己的户口本上添一个“曾
用名”－－－柴岗龙清。因为日本来信的收信人名字与身份证、户口本名字都不符，徐建国
与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大费周章。
　　
　　王徐英说，9月8日，在上钢新村派出所里，接待徐建国的户籍警先是惊讶地打量徐建国，
随后要求徐建国回家准备一份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最后户籍警几乎是简单而坚决地抛给徐
建国一句话，你这个改不了，我们从来不给人改名字的，何况你要加个日本名字。
　　
　　同行的王徐英被户籍警的话激怒了。她回到家中，在一天的思考之后，她告诉丈夫，曾
用名就是要加，而且她自己还要改名，要叫柴岗英子。徐建国说他当时吃了一惊。按照徐建
国的本意，曾用名能加当然方便，不能加也就算了。徐建国试图教育妻子：我们都应尊重政
府机关的决定。
　　
　　王徐英一句话顶回了徐建国，“应该先尊重法律，法律赋予我姓名权！我们中国是个法
治国家！”王徐英还向本报记者解释，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太好听。在上海话中，“徐
英”有“逐渐熄灭”的谐音意思，曾有多个同事和朋友拿这个开她玩笑。而上钢新村派出所
的态度是促使她决定改名的“催化剂”。
　　
　　王徐英说，我就是想赌口气，如果派出所同意我改名，我只要求把柴岗英子放在曾用名
一栏里；如果派出所还是不同意，我就一定要求改名。至于选择的新名字，王徐英说，这些
年别人称呼我不是王徐英就是柴岗英子，也没想到别的名字，“不管改成什么，就是个名字
而已。我要维护我的姓名权。”　　
　　
　　但派出所并不认同王徐英对于姓名权的看法，依据《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下称
《暂行规定》)，上钢新村派出所驳回了王徐英的申请。在12月6日的庭审中，王徐英说，《
民法通则》第99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
禁止他人干涉。
　　
　　对于派出所依据的《暂行规定》，王徐英认为，《暂行规定》及其《实施意见》是上海
市的地方性法规，与国家的《民法通则》及《户口登记条例》在相关规定上冲突。《民法通
则》并未明确限制公民修改姓名的条件；而《暂行规定》及《实施意见》却规定，只有符合
“姓名登记时错误，同名过多，姓名谐音有损人格等特殊情况”时才予修改。在审理案件时，
法庭应以国家法律为准，而不是仅仅以地方法规为依据。
　　
　　6天后，浦东新区法院判决认为，派出所依法享有对其辖区内居民修改姓名作出决定的
法定职权；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但姓名的修改必须符合本市的户籍政策和户口登记机关的
相关规定。
　　
　　判决指出，王徐英以“柴岗家惟一的儿媳”作为更名的依据，不符合上海市相关规定；
且王徐英认为本名谐音有损人格，是封建迷信，更不符合规定。另外公民随意修改姓名，将
对稳定的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驳回王徐英的诉讼请求。王徐英当庭表示难以接受判
决结果，拒签法律文书，并表示提起上诉。
　　
　　但她的上诉也胜负难卜。有律师认为，姓名权是公民不可侵犯的私权，而公安机关对姓
名修改的限制和管理，可归属公共行政权。当公权和私权冲突时，司法实践很难厘清。对于
近来出现的多例因改名而起的官司，惟有专门立法才能彻底解决。目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已经受理了王徐英的上诉，并将在1个月后开庭审理。
　　
　　自从跟派出所闹上法庭，王徐英就开始钻研起法律条文。年近60的王徐英，如今可以流
利地背出一条条和姓名有关的条款。但周围的人开始对王徐英有了看法。在小区居委会，很
多人认为“她有些固执”，甚至有人说她是“神经病”。上海有媒体刊登评论说，王徐英改
名“不能不说是缺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网上也出现了针对她的连篇累牍的谩骂帖
子。
　　
“我是个认真的人，我教30年书就是教学生认真，自己当然身先士卒。”王徐英说。她指着
法院的判决书说，“我是30年的老党员、无神论者，他们凭什么说我封建迷信？这是对我人
格的侮辱！”说到这儿，王徐英忍不住掉了泪。“我知道改个日本名字会有额外的麻烦。”
王徐英强调说，“我很爱国，没其他意思。”
　　
　　王徐英也从没想过成为日本人。但她改名的决心日益坚定，“上诉再被驳回，我还会向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坐在高高一摞法律书籍前，王徐英，或未来的“柴岗英子”有
些困惑，“难道以上海之大，就容不下我一个日本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