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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父亲交给我的信用卡,准备去银行。可我转念一想,父母被法办之后,公安局一 定会追查父母的经济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到日本追查我的经济状况。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选择了逃离。当时我只是想保住这笔巨款,没想到我却踏上 了一条惶恐不安的逃匿之路! 末路狂花无处为家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首先来到在东京秋叶原的花旗银行,将200万美元转 到了一家日本的银行。然后,我乘火车来到日本南部城市福冈,在市区租了一间民房隐居起 来。我无法想像我的失踪会在学校里引起怎样的反响,但这些我都顾不上了,我唯一的念头 就是如何保护好父亲给我的200万美元,如何不让中国的警察找到我。 虽然我把自己深深藏匿在福冈这个只有120万人的小城市里,但时刻感到周围布满监视 的眼睛,令我胆战心惊。 一天,我到超市购买日用品,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30多岁的中国人陪着两名日本警察迎 面走来。我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是国内的便衣警察来抓我。直到那三个人从我身边漠然地走 了过去,我才如释重负,回到屋里发现自己早已汗流浃背。从那之后,我不敢轻易出屋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把现金卡缝在了贴身的衣服里,每天躲在屋子里,过着惊恐而孤独的 生活。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大街上传来警笛声,我就会瑟瑟发抖,躲进床下,连大气都 不敢出。渐渐地,我恨起了曾经引以为荣的父母,恨起了那令我惶惶不可终日的200万美元 巨款。有时我真恨不得将它交给警察,或是销毁掉。然而令我悲哀的是,我始终舍不得。 这样惊恐不安的日子过了四个月,我手头上的现金快用完了,可我守着那200万美元存 款却不敢去银行取。当时,福冈的社会治安也不太好,那里的黑社会十分猖獗,几乎每个银 行的自动提款机附近都有警备人员在转悠。那时的我,一见到这类人就会下意识地头皮发麻。 而且.我更害怕中国警察会在调查父母的经济问题时,通过日本警察厅将我在日本的银行账 户冻结起来,那么我去取钱时不就是自投罗网了吗? 我没有生活费了,只好躲在出租屋里 啃方便面。再后来,我连房租都付不起了,最后被房东赶了出来。在这孤独无助和万般惊恐 中,我乘着夜色来到距离福冈市中心30多公里的一个救济中心。我的想法是,谁也不会想到 一个拥有巨款的富姐会躲在救济中心吧。然而,我在这里饱受了当地人的歧视和地痞流氓的 欺凌。 2004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用最后的500元日币到面包店里买了几个面包,然后躲到一个 桥洞里去吃。吃着吃着,我悲从中来,不禁号啕大哭。糟糕的是,我的哭声引来了几个地痞 流氓,他们围着我,嬉皮笑脸、动手动脚。出于本能,我一边同他们厮打一边高喊救命。我 的喊叫声惊动了正在巡逻的日本警察,可当警察闻声赶来,我却逃得比那几个流氓还快…… 此时的我宁肯落到地痞流氓手里,也不愿落在警察手里…… 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真是悲凉万分!怀揣百万存款却身无分文的我每天流浪街头。 这种生活对我这个从小就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来说,简直比下地狱还要难过。不长时间,我 就患了多种疾病.最为严重的是胃病,痛起来直想在地上打滚。这段担惊受怕的逃匿日子, 使我变得极为神经质,我真怕哪一天自己会真的发疯。那张小小的现金卡,仿佛一块千斤巨 石,沉甸甸地压迫着我。此刻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穷人的孩子,他们虽然过得十分清贫,却 心安理得,十分惬意。如果现在让我选择一种活法,我多么希望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过一 种普通而安全的生活啊! 难道我要一直这么逃匿下去吗?在万般惊恐和无计可施中,我突然想到了日本的妓院是 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那里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任何人也不会想到一个腰缠万贯的中国 女留学生会在妓院里当妓女。我为自己这一“聪明”的想法感到兴奋。 2004年4月13日,我步行返回了福冈市,在中洲闹市找到了一家小妓院。我通过一个中 国人私下和妓院老板交易,老板看出我“来路不明”,这样的中国女孩是最好欺负的。所以, 老板把我当成了摇钱树。我和妓院老板签订了两个月的合同,并交出了护照和学生证作为抵 押。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但此时我只有忍耐。 噩梦醒来为时不晚 2004年4月14日,也就是我进入妓院后的第二天,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为耻辱的日子。 晚上10点多钟,一个身高马壮的日本汉子带着一身酒气推开了我的房门。面对这个日本男人, 我不寒而栗!我实在不敢让这个日本人碰自己,便倚着墙壁一点点地往门口挪,想逃出这个 房间。然而,落入虎口的羊怎么会轻易地逃脱呢!那个日本人伸出一只手便像老鹰抓小鸡一 样轻而易举地就把我扔到了床上……巨大的恐惧和疼痛使我昏厥过去。 我醒来时已经在一家简陋的小诊所里,床边站着两名妓院的管理人员。从医生嘴里,得 知昨夜我因为会阴被撕裂,阴道大出血而被送来这里,我已经昏迷了6个多小时。此时,我 感到全身每一处都在疼痛。我掀开被子,看到自己一身细皮嫩肉已经是伤痕累累…… 我在医院里一连住了五天才痊愈。回到妓院后第三天,狠心的老板又逼我接客……来这 样低档妓院的嫖客多数是比较贫穷的日本人,他们语言粗鲁,行为野蛮。每接一次客,我几 乎死过去一次。我十分懊悔选择了这条愚蠢而可怕的道路。 在非人的折磨下,我得了性病。按照妓院的规定,妓女得了性病必须及时报告,及时治 疗。我却隐瞒不报。此时,我的心里已经被绝望和愤怒所填满,我要报复!让那些蹂躏我的 人也染上性病。直到5月底,日本卫生部门在对妓女们例行体检时,才查出我得了性病,我 只好歇业治疗。但妓院的老板绝不会养我这个白吃饭的妓女,当我的病刚好一点时,便被迫 接客。就这样,我的病时好时坏,反反复复…… 在失去尊严和极端的痛苦中,我终于熬过了两个月。本想合同期满,可以跳出魔窟了。 但妓院的老板怎会放我这棵摇钱树呢?通过两个月的观察,妓院的老板已经怀疑我的来路有 问题,便以此相威胁,并拒绝将证件还给我。我势单力孤,又不敢到警察局告发老板,因此, 我只好自咽苦果。 5月18日,我的病又犯了,而且这次很严重,妓院的老板破例让我到医院住院治疗。在 医院里,我被来福冈旅游的一位中国留学生霍兆祥偶然发现了。他来自中国辽宁,和我是同 校不同级的同学,我们在中国同学会上见过面。他见到我,惊讶不已,一个劲地问我为什么 离开学校,在外面干什么?他还说,学校见我半年没有回校,已将我除名。见到霍兆祥,我 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不由得失声痛哭。但我只对他诉说了我在妓院的遭遇,关于我为什么离 开学校却只字未提。我恳求霍兆祥救我出去。 好心的霍兆祥也许意识到我有难言之隐,并未多问。随后,他找到一位在福冈做生意的 亲戚,帮我一起去妓院和老板交涉。妓院老板见此情况,一怕惹出事来,二因我病重,已经 没有太多的油水可捞,便把我所有的证件交了出来。 当我重新自由地站在阳光底下,竟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霍兆祥劝我回学校去,可学 校已经将我除名了,我回去做什么呢?我只能继续流浪。我骗霍兆样说,我在大阪有个亲戚, 准备去投奔他。我恳求霍兆祥回校后不要把我的遭遇传播出去,他答应了,并给我留了一些 钱,然后疑虑重重地走了。 我看着这个好心同胞远去的背影热泪长流,谁能理解我内心的痛苦呢! 5月27日,我逃到了大阪。我在大阪给我姨妈打过一次电话,姨妈告诉我,警方正在追 查我父母的赃款,如果这笔款能够主动上交,对我父母的量刑将会轻一些。听到这话,我的 内心一阵轻松。我早就想把这笔害得我颠沛流离、胆战心惊的200万美元交出去了。 6月1日,我将这笔巨款转汇给了姨妈,让她交给国内警方。为了向中国警方说明这笔钱 与姨妈无关,我还特意写了一封信,并将现金卡的复印件寄了回去。但我不敢回国,怕被父 母的事情牵连…… 7月中旬,我又忍不住给姨妈打了个电话,姨妈说她已经把钱转交给了警方,检察院正 在对我父母的贪污受贿行为立案侦查,估计我主动送回的200万美元会为父母减轻一些罪责。 我长舒一口气,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我为父母感到难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这一年 多的逃匿生活,使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好的前程也被 葬送。我真希望我的父母及所有的贪官们,都能读到这篇文章,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通过这场磨难,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幸福生活。我必须在挫折和 磨难中慢慢长大,学会独立。 如今,我已在大阪一家超市里当了一名配货员,业余时间再次捧起了课本。日子依然过 得艰苦而清贫,但我的心踏实了许多,我为每天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而欣喜。毕竟,我已经结 束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未来是自由的了……
是谁害了她,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谁都说不明白。大概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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