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来，我们的先人还是蛮重情意的，有一次西域回纥国派使者缅伯高前来朝拜大唐，途中他却把最珍贵的贡品白天鹅给弄丢了，无奈朝见时只能以几羽鹅毛和“天鹅贡唐朝，山重路更遥。沔阳河失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缅伯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的一首诗向皇上交差。没想到唐太宗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缅伯高忠诚老实，不辱使命，重重赏赐了他。“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成语也从此流传下来。

日本人在唐朝时期向汉人学习了好多文明知识，他们至今认为包装比礼物重要，因为包装所代表的虔敬、亲善、不厌其烦与一丝不苟，远远比礼物本身的价值（更不要说价格了）重要百倍。所以赠礼的程序、礼节、文明性与郑重性在他们眼里远远比给受礼者以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

不过在现实中，现代中国人对物质东西的看重往往远甚于非物质性的那一面。换句话说，在形式与内容的比较中，天平的重心经常自然地偏向了后者。咱们一般认为包装是表面、是现象、是形式、是程序，而礼品才是实质、是内容、是目的。实质比现象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程序重要。

一个法国人说日本搞的是空心文化，即搞的都是表面的、形式的、现象的与程序的东西，到了内核层面，却是一无所有。这种说法不管对不对，至少很合我们的欣赏胃口。君不见为了既不违反清廉规定又畅所欲馋，“四菜一汤”在执行中很快变成了“四盆一汤”，国人有时候可谓相当务实。

再说说空间这种“形式”。

空间在不同文化里有不同的组织形式。拉丁美洲的房子一般是围着一个院子建造，虽然靠近行人道，但房屋却是隐在墙后面，显得很闭塞。住在那里的外乡人常常有一种被关在里面的感觉。而在美国，邻居之间的空间距离一般是相当开放的，良好亲近的关系表现在你可以相互借东西，包括食品和饮料，但是你也必须在紧急情况下把邻居送往医院。

在办公场所的布置方面，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房间，美国人会沿着四周的墙分配空间，把中心留作会议之类的公共活动使用，即中心是属于集体的，经常是用桌子或其他东西作为标志，假如连会议桌也没有，开会时大家就把各自的椅子从自己的小桌子移开围成一圈，一个会议就这样完成了。

如果办公室来了新成员，美国人常用的处理方式是重新分配大家拥有的空间。每一个人都会自愿挪出一定的份额，哪怕原先的位置比较惬意或习惯，这说明老员工从第一天起就把“新人”当成了平等的伙伴。法国人迎接新伙计的方式则正好相反，他们并不“重新洗牌”， 见面礼是给人家在一个黑暗角落里摆一张小桌子，别人位置统统不动。这其中的寓意自然不言自明。

企业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尽量减小（而不是消灭）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以便使企业利润尽可能最大化，这是企业管理的“内容”。那么它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日常运行的管理模式或管理制度。

一说到具体的规章制度，制订者可能会有网孔太大罩不住人的疑惑，打工者或许要发出紧箍咒附身疼痛难忍的怨言。双方都声称这是形式和手段，而不是内容和目的，真可谓“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著，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如果这样看待管理制度的“形式”功能，未免太不公平了。

就拿人来比喻吧，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但就是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形式差别”造就了世界各国之间丰富多彩的民族特性。

依我之见，人的行为习惯不是天生的，职员的工作习惯是通过管理形式（纪律）训练出来的。好的习惯可以使人精神抖擞、意气焕发，坏的习惯则使人松松垮垮、萎靡不振，你能说这样的形式只是一种工具吗？它本身就是管理内涵的一部分！

粗看起来，无拘无束的自由诗最能抒发人的胸臆，然而真正值得咀嚼的诗句往往来自格律诗，德国文豪歌德也作如是观，他的那句“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即是最好的证明。

这句话应用到管理制度上，我想同样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