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从江湖到现代 主持人:记者刘海燕 -嘉宾:慧聪国际董事长兼总裁郭凡生 新华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民 郭凡生:二十年来,很多著名的企业家不见了。一种情况是因为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需要一批企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由“企业干部”转化而来的“企业家”也随之退出;另一种是企业的管理和制度变革没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些没把握住环境变化、没有及时调整企业制度的企业家们被新经济抛弃了。 赵民:企业家的出身和经历肯定会对他的行业选择、企业管理有影响。我认为,影响企业家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他的情商。所谓情商就是他把握市场、客户、员工的能力及平衡各方面关系的能力,“出身”只是企业家成功与否的原因之一。 企业家成败要素:个人素质,外部环境? 主持人:最近周正毅等三位上海富豪的落马又一次引起了大家对中国企业、企业家的关注。记得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曾不无感慨地说,在他办企业近二十年的时间中,跟他同台领过奖的著名企业家有很多,今天回头一看绝大部分已销声匿迹、翻身落马。中国企业家队伍的“伤亡”率为什么这么高? 郭凡生:中国企业的生命周期有自己的特点,它有两个周期:一个是产品周期,一个是管理周期。诺基亚从卖木头到卖手机,产品周期发生了变化。中国从计划经济到相对封闭的市场经济、再到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管理方式也要相应发生变化,这涉及到管理周期问题。 我觉得,目前这些富豪的落马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管理周期的问题。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法律法规不甚完善,有些人依靠许多不正当手段发展起来,可以说他们的企业先天发展不足。这些企业踏入管理规范的市场化阶段后,没有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自然就不行了。这样的企业倒下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二十年来,很多著名的企业家不见了。一种情况是因为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需要一批企业退出历史舞台,那些由“企业干部”转化而来的“企业家”也随之退出;另一种是企业的管理和制度变革没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些没把握住环境变化、没有及时调整企业制度的企业家们被新经济抛弃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主持人:作为企业家,你们认为,企业家“伤亡”的原因究竟是环境恶劣,还是自身素质使然? 郭凡生:对企业发展来说,没有企业倒闭的环境才是最坏的环境。从世界范围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环境最适合企业的生存、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跟中国一样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这对企业家来说,这种发展速度意味着更大的生存机会和成长空间。在美国,资源分配已经非常平衡,一无所有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太难了。应该说,目前在中国的成功几率要比国外高得多。中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说中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好我不同意。 在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坦白地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过程。当体制的变化淘汰掉一批厂长、经理后,在市场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是以能力为标准的淘汰过程。如果大家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结果企业有成有败,更说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最主要因素。很多房地产商都出问题了,但冯仑就把万通从一个江湖类企业改造成一个现代企业,这基本上是由他的个人素质决定的。 赵民: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有的行业很少出现落马企业,有的行业则总是出事。这些出事的行业往往是那些利润率很高、管理规范不健全的行业。二十多年来,这么多企业家一批批倒下去,其中不乏硕士、博士等头衔的所谓高素质的企业家,我觉得有制度上的原因。中国曾有古语叫“勿以恶小而为之”。当一个企业家坚持“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原则做事,反而吃亏时,他就可能“恶小而为之”;如果他们没有及时得到惩罚,胆子就会越来越大,最后酿成大错。如果在他“恶小而为之”时就被打击了,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错。 “出身”是否影响企业家成败 主持人:英国心理学教授库珀研究认为,出身或最早的职业经历对于企业家日后的商业选择与商业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出身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企业精英关系资源的拥有和支配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这些企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整个中国企业食物链中选择的位置,以及他们的经营管理的风格。联系到最近这些“问题富豪”以及中国许多企业家不能“善终”的事实,能不能说,企业家的出身及经历是决定他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多远的主要原因? 郭凡生:一般情况下,企业家在创业的时候受自己的出身、经历的影响大一些,因为他创业的时候要用原来积累下来的资源,但长期的成功或可持续的发展,与所谓的企业家“出身”关系就不大了。 当然,管理企业的过程中也许会透出个人经历的影子。比如我做企业之前是学者,学者有很强的自学能力,我现在每天看的书,跟在研究所时看的书差不多,总是要找一些最前沿的东西看。有时候我还会找很多学者来讨论一些看起来似乎与企业无直接关系的问题,我就是觉得我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不能落后。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会比较早地预见到一些情况。而学者的另一面则是,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才做,显得保守一些、承担风险的能力也会比别人小一些。大多数企业家喜欢快中求胜,我更喜欢稳中求胜。所以,个人经历对管理企业有影响,但不是绝对的。 我觉得,在影响企业家成功的所有要素中,企业家自身的再学习能力和天生的悟性是最重要的。企业出现大量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企业由小变大、管理模式应当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家如果依然用管理小企业的模式去管理大企业,那他就输定了,谁都不可能用管理小饭馆的方式管理IBM。优秀的企业家往往从管理小企业起家,关键在于当企业成长时,他们能很快把一种针对大型企业的管理模式内植到他的企业中去,而不是继续沿用适合于小企业的管理方式。 赵民:一般人做选择之前至少会考虑这么两点:第一就是可能性,想想凭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做到;第二,自己与别人相比有什么优势。人们跳槽总是喜欢在同一个行业中跳来跳去,因为他熟悉这项工作,企业家创业也是这样。所以企业家的出身和经历肯定会对他的行业选择、企业管理有影响。我认为,影响企业家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他的情商。所谓情商就是他把握市场、客户、员工的能力及平衡各方面关系的能力,“出身”只是企业家成功与否的原因之一。 企业家中的“常青树”都坚持了什么? 主持人:正如郭凡生先生所说的,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变化过程中可能有不规则的地方、有灰色地带。而不规则和灰色往往伴随着机会和超额利润。有人在总结我国一些企业家失败的原因时提到:有一类企业家是把自己企业在国家改革之中或者某种变动之中赚钱当成一种规律,照此发展下去,却在业务上造成重创,甚至也身败名裂。在企业家群体中,要想成为“常青树”,需要企业家坚守住什么? 郭凡生:市场和制度的不规范给了人们机会,但这种不规范中仍然是有规范的,那就是要讲商业道德。胸无大志、靠投机取巧、行贿官员做企业的企业家迟早要被淘汰掉,成长起来的一定是那些坚持市场规则的企业家。拿我们公司举个例子,“慧聪”是信息服务商,是一个中介机构,11年前“慧聪”刚成立时,我就按市场规则运作它,规定只要“慧聪”做了一个行业的信息服务,就不得介入这个行业任何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代理,这个准则我一直坚持,没有因为任何诱惑而动摇过。我很早就制定了合理分配公司财富的分配制度,办企业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发财。 创办公司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不赚三种钱:侮辱人格让我行贿受贿的钱,我肯定不挣;损害社会利益的钱,我肯定不挣;使企业素质下降的钱,我也不挣。我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如果我愿意,可以通过关系而不是公开招标拿到很多项目,但只要有一次不是靠真本事把标拿下来,企业可能就有了惰性,企业竞争力就受到了损伤,以后没有“关系”了,凭自己的本事可能就拿不到标了。这就是“慧聪”10年来一直不断发展的原因。对于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技巧和技能,而是德行,也就是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赵民:在国家改革发展期间搞点投机生意,赚一些用我们传统道德观看来不太道德的钱,这是转型社会中的一种社会风险、系统风险。我们的改革路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过河的方式可以节省时间,节省下了搭桥的时间,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可能使很多人滑倒在河里,这就是代价。一百个人摸着石头过河,素质好的可能摸到了对岸,素质差的就会被水冲走。你可以认为被水冲走的人罪有应得,因为他不守纪律,不听话,但这种系统风险决定了总会有人被冲走。但摸着石头过河又似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没有这些摸石头的人,我们没法了解水的深浅,也就没法在河上建桥,让后来的人顺利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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