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数到：花旗银行(Citibank)来过，向他推销它们的银行业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过，劝他将他的奥康集团(Aokang Group)拿到海外上市。他的鞋厂做的是出口生意，跟义大利、西班牙、日本和俄罗斯人都有业务来往。不过，厂里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有一家想来但没来－在中国名噪一时的《福布斯》杂志，王振滔拒绝了该杂志代表的采访要求，当时这家杂志正在编撰2001年度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

这种情景与15年前王振滔创业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王振滔跟他的三个朋友凑了3万块钱(当时相当于8,000美元)开始办厂。那时候，中国正在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活动，政府曾公开销毁温州生产的劣质皮鞋，这使温州鞋子名声扫地。在这种大形势下，他们办厂的头6年时间里，他们没能拿到银行的一分钱贷款。王振滔说，那时候，银行没有人搭理我。现在呢，各家银行都跑来问我：要不要贷款？

从上海到温州搭飞机只要40分钟。在这个商业非常发达的小城市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商人，王振滔只是其中的一位。在温州大学讲授管理课程的谢建（音译）教授说，温州大约有95%的工业产值来自当地的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进一步开放的时候，基础薄弱但充满活力的温州将为我们考察中国企业的未来提供一些线索。

温州位于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的最南端，它的经济格局与上海这样的能显示中国发展成果的中心城市截然不同，在上海，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和享有国际声誉的外资企业占据著经济的大半江山。

而温州呢？温州市委书记去年估计，温州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收的外商投资总额只有区区6亿美元，还不到通用汽车(GM)在上海建一家汽车厂所用投资的一半。

温州的发展道路与上海或中国其他许多地区也截然不同。在这座有750万人口的城市，外商投资寥寥无几，中央政府对它一直也不太重视，这里没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但温州人有创业的热情，有莽撞但干劲十足的开拓精神，这一点使温州今天的发展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私营变压器生产商商华仪集团(Huayi Group)的董事长陈道荣说，由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成气候，当地政府除了支持私营企业别无选择。

中国其他追随“温州模式”的地方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从好的一面看，温州的经济增长确实很快，根据官方数字，从1990年到2002年，温州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而同期上海增长了6倍）。从具体产品规模看，温州生产的鞋子占全国总产量的20%，眼镜占全国的80%，剃须刀和锁具分别占全国的60%和65%，变压器占全国的65%。

来自全国各地的130万打工妹、打工仔在温州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劳作。这些工厂有的已发展成国际化大公司。中外品牌的店铺遍布温州商业区的大街小巷。

但温州仍有落后的一面。城市规划混乱，市区嘈杂不堪，空气污浊，纵横交错的河道里水质混浊，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斥著一家家歌厅。

到处都是做生意的人。在任桥乡的数十家小作坊里，光著膀子的打工仔埋头赶制廉价的假冒名牌皮鞋。一家工厂的厂长说，只要能给他提供鞋样，他们就能生产出耐克或阿迪达斯运动鞋，每双只要30块钱人民币（合3.62美元）。他说，现在他们正在生产假冒的男式皮鞋，准备出口到朝鲜。

从很多方面看，温州都还处在巨大而混乱的变革过程之中－从这里人们也许可以预见，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会继续带来繁荣还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乐观派认为，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将培养出成熟的商业行为和责任感，并使企业认识到要给投资者以合理的回报。悲观人士则认为，现行制度太腐败，难以完成这种变革。他们能列出一长串涉及私营企业、最后造成重大损失的投资案例，这些私营企业在因腐败问题而被调查之前，都被普遍认为非常成功。

最近备受关注的两个案例是欧亚农业和上海富豪周正毅控股的几家公司。欧亚农业创始人杨斌因欺诈和行贿受到指控，6月中旬在法庭受审。周正毅则因与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贷款方面的问题5月份被拘捕并正在接受调查。

温州也出过腐败案件。5月份，信利机电(Xinli Electronic Machinery)负责人刘志林因虚开上亿元增值税发票被判处死刑。这是去年中国查处的7宗骗税大案之一。

在温州这样的地方，经济增长和在此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每天都在发生。许多从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目前也面临著大公司会遇到的问题：如何扩大经营、怎样进军国际市场、财务结构越来越复杂、股票上市以及品牌被盗用等等。

这些私营企业能否有更高的透明度？他们是否具备带领企业实现进一步增长所需要的深层管理能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温州还能否保持它的增长轨迹。

让我们以王振滔的奥康集团为例。它是温州最大的鞋厂，去年，该公司收入达人民币10.7亿元，税前利润达到6,900万元。当年，王振滔为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公司而终日打拚。现在，他终于拥有了这样的公司，而且，他还在努力树立自己的品牌。现在，他可以骄傲地展示他自己焚毁那些假冒他们牌子的皮鞋的照片了。

今年，除了为其他公司贴牌生产(OEM)鞋子的合同以外，奥康还与意大利制鞋商Geox签定了协议，根据协议，奥康为Geox生产鞋子并帮助它在中国销售，作为交换，奥康可以使用Geox的销售网络。

尖锐的成本问题催生了奥康的这种业务模式，中国沿海城市的大多数外向型企业也都是这样。王振滔说，在温州，每一双Geox鞋子的生产和发货成本是20美元，而在意大利当地生产的成本是30美元。王振滔为这种新品牌专门留出了两条生产线。他说，贴牌生产的模式使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意大利等国的制鞋文化。

但是，王振滔现在每个月至少有一周的时间要到上海跟合作伙伴见面，同时，由于奥康又在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市建立了一个大型生产基地，这样一来，对王振滔来说，管理公司的难度加大了，但同时也促使他们在管理模式上发生了很多变化。王振滔说，他平时不去重庆，那里的业务都由下属雇员打理。

像奥康一样，温州许多正在壮大的企业也都面临著新的挑战，比如1995年成立的制鞋企业红蜻蜓(Hong Qing Ting)。该公司的人士说，去年公司收入达到9.3亿元，税前利润超过7,000万元。

在该公司负责企业宣传的魏言兴(音译)说，公司的创始人钱金波最初创业时没有依靠银行贷款，发展起了核心的制鞋业务。

后来，随著企业发展，钱金波手里有了大量资金，却拿不准向哪里投资。最近，他决定在上海投资房地产和教育产业，在国内部分小城市建立零售超市网络。现在，他已经开始向银行借钱了。

这样的扩张给红蜻蜓这类公司提出了两个关键的问题：其一，他们是否具备充分的智慧，能在负债经营的情况下将一家成功的制鞋企业带入新的领域、尤其是房地产这类投机性极强的行业？其二，他们是否具备在新领域获得成功的管理才能？

尽管人们有这样那样的疑问，但温州人从不缺少雄心壮志。实际上，私营企业的魅力正在吸引政府官员辞官加盟。有相当级别的年轻干部辞职下海的事目前在中国还不是很多。有意从商的政府干部通常的做法是在职期间发展自己的关系网，时机成熟后或退休后再开始经商。

但今年4月，温州市副市长、曾就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吴敏一辞去官职，接管钱金波创立的零售网络。吴敏一在他的讲话中再次表明了温州人的态度，他说：“如果我成功了，会有更多的副市长弃官从商。”

对于华仪集团的陈道荣来说，他的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华仪集团最近通过了上海证交所上市资格审查，这样他可以筹集资金用于收购一家国有企业，但他们同样也遇到了管理和透明度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今年47岁的陈道荣身材魁梧。他在接受采访时一面很随意地向来客递烟，一面向大家讲述1986年他跟其他四个伙伴凑钱创业的故事，当时他们每个人拿出了8,000元钱。以前曾干过电子设备推销员的陈道荣在去陕西的火车上为他的新公司卖出了第一批产品。

他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很多新生事物的发展开启了大门。他说，从那以后，他可以将与私营企业和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国营企业所建立的销售渠道进一步扩大，因为国营企业也开始不再为对方是私营企业而有所顾虑、不敢有业务来往。

不过，中国人对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一直颇有微词，即使在温州也是这样。采访时在座的还有该公司副总裁兼党委书记李荣国。李荣国以前是柳市镇党委书记，而柳市镇正是华仪集团最早的所在地。陈道荣说，李荣国在政府任职期间为他争取建厂用地给予了很大帮助。

华仪集团去年收入达7.1亿元，它在全国5个省有生产厂。该集团生产电力公司用的高压变压器，还为瑞士ABB公司和日本东芝公司(Toshiba)等跨国公司组装变压器。在该公司的一家刚投产不久的新厂里，笔者见到45只单价在100万元人民币的变压器正在等待发往发电厂。陈道荣说，如果不是因为前两个月非典型肺炎(SARS)导致订单推后，现在交货的设备还会更多。

温州企业吸取的最残酷的教训之一是，对于那些仅靠压低成本求生存的企业来说，竞争将是非常无情的。不信可以问问温州大虎打火机厂(Tiger Lighter)的创始人周大虎。这家有11年历史的工厂是温州成千上万的打火机厂家中最大的一家。

创业初期，周大虎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在家里生产金属壳打火机，然后卖给出口商，每只售价9块钱，出口商则以每只500日元（合3.30美元）卖给日本人。移居欧洲的温州人把打火机塞在行李箱中偷偷带出中国。

周大虎说，当时每只打火机他可以赚1块钱。

就这样，忽啦啦一下子，仅仅两年时间，温州就冒出了3,000家打火机厂，每家的生意都一模一样。在这种白热化的竞争面前，周大虎的打火机厂停产5个月左右。他潜下心来观察市场的变化，直到大多数厂家在残酷的竞争中偃旗息鼓。这个时候，他东山再起，重新与德国和日本的厂家取得了联系，开始为他们生产打火机。

他说，去年他的公司收入超过了1亿元。虽然近年来打火机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他们生产的打火机仍有超过80%运往日本和欧洲等高档消费市场，其中大多数都是用他自己的品牌。

吴敏一离开官场踏足的商圈是一个无情的世界。他以前分管的工作是促进温州高科技产业发展，建立温州的社会保障系统。而现在，他要操心的是物色供应商、物流服务商，为零售店选址等等事务。

他说，去年有一段时间，还在政府机关的时候，他一直在想，应该是尝试新的人生领域的时候了。

吴敏一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9点钟。随后他向笔者道歉告退，因为他还要去参加一个业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