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缺点：不认真
　　2003年1月1日，我看了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题为《英雄虎胆震长空———“飞豹”战机惊心动魄试飞故事》，热情讴歌了我国试飞员为了试验我国的新型飞机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文章中说：“……当高度降至1540米时，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将他(试飞员谭守才)压在座椅靠背上动弹不得，气流的呼啸声震耳欲聋，谭守才既看不到前方的空域，也听不到耳机里地面指挥员的声音，而且，由于前座舱盖飞掉，使弹射跳伞系统失去了保险，谭守才随时都有被弹离飞机的危险。这种故障在飞行中是很少见的。死神正一步步地向他进逼！”

“……事后查明，工厂的工人在安装座舱盖时将活门螺钉装反了。”
　　看到这里，我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说这样的飞机工人兄弟们都敢把螺丝装反，那么普通的民航飞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意外。
　　对于飞行安全，我绝对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却敢断言，就中国的情况，飞行事故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民航的致命事故，国际航线至今只有半次，其余的都发生在国内航线。

有人说，国际航班飞机大，国内航班飞机小；国际航班飞机新，国内航班飞机旧；国际航班机长老，国内航班机长嫩。我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国际航班所有的人都比较认真；国内航班嘛，反正都是中国人，能马虎一点就马虎一点。

我要声明一下，我这番话不是只针对中国民航的。不过我仍欢迎民航总局的权威出来告诉我错了，那样的话，我非常愿意向他们和全体读者道歉。

我曾单独和日本人一起吃过饭、上过课、游过欧洲。我承认，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日本人有一种本能的不喜欢。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对日本这个民族始终有一种敬意。

为了学英语，我买过好几个国产的小型随身听，每个用一两个月都出现同一个毛病：电机转速下降。如此这般之后，我都把自己变成一个修理工了。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后来我下决心买了一个日本的Walk-man，第一个月我就不小心把它的外壳压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观越来越不像样子，直至最后外壳完全散了架。我记不清我扔掉它的时候已经使用了十年还是八年，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那时它仍在正常地工作。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到欧洲开一个学术会议，利用这个机会到意大利旅游。在旅行途中，他的护照和钱被意大利的小偷偷去了。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日本总领事馆。今天星期天不上班，工作人员不在这里住。我在日本总领事馆前面的台阶上坐了许久，我希望能碰上一位偶然来办公室转转的工作人员。日本人一般办事很认真，只要抓着一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自己同胞的总结，我们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
　　认真的另一层含义是执著，通俗地说就是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电影《秋菊打官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至今还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农村妇女秋菊身上那种执著的品质感动了观众，而这种感动的基础正是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很少能找到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傻瓜”精神。
　　众所周知，在对二战的反思上，德国人要比日本人做得好，这当然首先与德国这个民族与日本民族的不同有关，但是也与被害国的不同反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是中国人在失败时一句保留面子的套话，然而，以色列人却真正做到了。
　　2005年初，享年77岁的以色列特工彼得·马尔欣因感染并发症在美国纽约去世。在以色列，彼得是一个传奇人物，两度荣获以色列最高荣誉“总理奖章”，而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是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埃希曼生擒归案。

1957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的一份情报发现了艾希曼的藏匿之处。当年的纳粹头目改名换姓藏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摩萨德立即派出包括彼得在内的6名特工组成的精英突击队前往阿根廷。

经过长达4年的跟踪，突击队完全掌握了阿道夫的生活规律。1960年5月11日的夜里，彼得在阿道夫家附近的大街上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劳驾，先生。”旋即将其制服，随行的特工们把他塞进停靠在路边的车里。以色列政府随后专门派遣一名外交官“出访”阿根廷，以该外交官的航班为掩护，给阿道夫服用药物后，把他伪装成一名醉酒的空中服务员，才最终得以将他秘密转移到以色列。

事后，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这种“乔装打扮”的做法是冒着和阿根廷掀起一场外交风波的风险的。然而，这样的外交风险以色列政府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而这也不过是以色列庞大的“千里追纳粹”计划的一个案例而已。

1962年，以色列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将阿道夫·艾希曼以“反人类罪”送上以色列人自己的绞架。

我们的政府派出过多少人缉拿日本战犯？

一个美国人告戒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喜爱，就朝他微笑；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尊敬，你就要朝他的鼻子猛击一拳。

柜台只有一位小姐在收银，队伍排了很长。见我过来，昨天接待过我的那位小姐便打开了另外一个收银机。一位当地的女顾客见状便第一个排了上去，我排在她的后面。就在这时，那位店员对我前面的这位顾客说，请您排到那边去。这样看来，这位店员是专门来处理我这个特例的。问题是，那位顾客根本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可是她一言不发，乖乖的排到那条漫长的队伍的最后面。
　　法国人怎么这么笨，连为什么也不问一问？

实际上，中国人出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老外都很笨。比如：在美国，信用卡的申请和注销都是免费的，但是更换磨损的卡要缴5美元的手续费。中国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碰上更换卡片时，总是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换卡的5美元。如此简单的省钱招数，美国人却不知道使用。还有，美国的商店实行无理由退货，参加晚会没有衣服的美国人也不知道到商店里买一件，完了以后再拿去退掉。

德国人更笨。在德国慕尼黑地区黑森林的一个墓碑上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期间的一个冬天，几个德国人为了躲避战争来到森林边。天气寒冷，他们需要生火取暖，自然而然，这几个德国人准备砍一些树生火。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发现森林边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有当地州政府的许可，任何人不得砍伐森林里的树。看到这个牌子，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悻悻地回去了。当时因为战争，州政府早就无法正常运转，换句话说，州政府不存在，也就无法得到许可。这几个德国人只得望树兴叹，由于天气实在太冷，结果他们全部被活活地冻死了。

要是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就好了！中国人就会告诉他们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哪能被规则害死？
　　“日本人也很笨。”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现在仍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的朋友对我说。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公司一位高级中国职员离职，这位员工的月薪是6位数。办离职手续时我的朋友认为应该先收回他的由公司发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不足两万元)，再发给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日本人不同意，因为公司的规定中这两件事是分开进行的，结果那位中国职员的电脑至今也没有收回。“问题是，这种事情以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日本人之所以不吸取教训，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的规定没有改，他们就不能随意改变。”
　　大量的研究表明，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弧线型的。西方人还只想到A到B，中国人已经从A到B，再从B回到了A。

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呆的时间长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变笨。一次我在芝加哥登机，乘坐的是那种一排只有三个座位的瘦长型飞机。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边上是一位家在美国的华人小伙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两个正热闹地聊着，空姐上来了，看看飞机，再看看那位小伙子以及他边上的另外一位乘客，然后说：“你们两个谁坐到后面去？”

那位小伙子二话没说起身走了。
　　有人说，上面我举的那些外国人的例子不能叫笨。如果那是正常，那么中国人就是太聪明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规则，任何法规你只要想钻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钻。中国一直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向来不缺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制度，缺的只是执行。在中国，某些上海人被认为是“精明不聪明”，我要说，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精明不聪明，想必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要说大智若愚的原因。
　　一盘散沙，这是很多人都同意的一种对中国人的描写。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由于脑子运转得快，还没有开始合作，每个中国人都把今后出现的各种可能，以及在各种可能情况下自己应该采取的对策想好了。“人心齐，泰山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事情怎么能做得好?
　　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和另一位同是以色列的心理学家特维斯基合作二十多年，直到后者1995年患癌症去世合作才告终止。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很难找到。

美国有一个《反垄断法》，其中规定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防止垄断，政府会将其强制拆分成几个小公司。中国人可能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法律，因为还没有等政府动手，哥们几个早就将它拆了。

来源：《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