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最初的双方无非是郎咸平以及他发难的几大国企的管理者，从他们各自的身份来看，论争开始呈现为学者和企业家两个阵营。

　　之所以被称为“郎监管”，是在于郎咸平指出，在“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国家的资产流进了少数管理者的腰包，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侵犯了众多小股民的利益。“保姆”一说更是形象地道出了郎的这种观点。也就是说，郎咸平成了众多相比较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的代言人。

　　我们目前的社会，社会丑恶增长，贫富分化严重，使社会怨恨情绪增加。马克斯.舍勒曾经说，怨恨“肇始于不公正处境引来的伤害，因无力反击而只得忍耐，使其不得发泄产生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不会随某一具体的对象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却在传播和累积中被一再放大。这可能已经不再被看做经济学的范畴，但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的时代，这种怨恨来自于自己的财产权。当管理者们在以“产权不明”的名义下，获得企业大多数股份、财富也在日积月累的积聚时，这种阶层的分化更在加剧，这种怨恨更在弥散。

　　于是，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有这样一批人，站在两者之间，平衡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当弱势群体明显受到歧视时，为他们代言，捍卫他们的权利。当精英群体滥用自己的特权时，适时的予以批评指正。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得好：“市场经济是公正的经济”、“效率源于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规则必须公正。是故，公正乃是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更为基本的价值”。在产权改革中，他提出“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在产权改革愈炒愈热的当时，公正问题首先就表现为“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初始配置”的公正性问题。而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尊奉以剥夺大众交易(谈判)权利来“减少交易成本”的所谓科斯定理。据说根据这个定理，“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效率就可以最大化。而要使“交易成本”降低乃至趋零，就要禁止公众参与讨价还价。

　　当起点就存在对弱者的严重不平等、不公正时，那么，效率带来的只能是少数所谓“精英”的利益，而损害和侵犯的则是大众的权利和利益。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支柱是政府官员。负责管理政务，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第二个是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者。他们不但担负着科学文化的传授、研究、更新等重任，还要批评和监督政府，维护自身的权益，发展社会的自治事业。第三，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者。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需要企业家这样的“财富英雄”，在个人财富增长的同时，带动员工和社会财富共同成长。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更应该容许争议，容许持不同意见者，哪怕这种攻击里有诽谤、有恶意，哪怕这种争论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和财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社会整体的文明与进步，比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

　　郎咸平教授

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　　“旋风”生成时间表：

　　仰融案、德隆案开始引起学界注意，旋风积蓄。

　　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郎咸平首先“炮轰”海尔MBO，接着又将矛头指向格林柯尔、TCL，在引人瞩目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发难。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转载后，旋风顿起。

　　8月13日，郎接到顾雏军的律师信，反成推波助澜之势，旋风狂卷。

　　海尔、格林柯尔、TCL展开针锋相对的回应。更有甚者，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宣称将采取包括诉诸法律的一切手段予以论争。

　　8月21日，内地经济界学人因媒体称“经济界学者集体失语”，被迫加入论争，支持与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8月28日，“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由于诸多反对派缺席，被一些媒体称为一次“挺郎会”。

下一步，郎将目标锁定为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复兴集团、三九集团。 文/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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