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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由国际投机者对冲基金的作用，就是他们对亚洲金融市场的冲击所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另外一种观点是亚洲经济本身有很多脆弱的地方。在危机以后亚洲经济出现很大的调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所谓的关系资本主义。对当时亚洲主要国家的经济、金融市场进行分析以后，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应该一分为二。

 

主要是亚洲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急功近利，在九十年代危机之前采取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债务较多；另外就是主营业务不是很明确，而且也不是很赚钱，这时候仍然拼命地扩张，导致很多问题出现。当时亚洲的股市普遍有一点泡沫，很多企业的运作模式类似网络股公司的运作模式，就是一方面在烧钱，一方面又从股东那圈钱，实际的业务可能并不是特别赚钱。其二是亚洲国家在汇率问题上的失误，主要是表现在一方面采取了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或者说是汇率政策；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比较少，本国的汇率又出现高估，因此在对冲基金的攻击之下，导致了国内很多借外债的企业包括个人的恐慌，产生了“羊群效应”。出现了大量抛售本国货币购买外币这样一种经济行为，这实际上为外国投机者的攻击推波助澜，导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发生。

 

因此外国投机者的攻击是导火索，而且当时亚洲经济本身也是坐在火药桶上，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观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和我的导师曾经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当时我们对亚洲经济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结论是亚洲的老虎必将再次咆哮，意思是亚洲经济总的来说底子相当不错，而且又有非常勤劳刻苦的人民，大多数的亚洲国家采取了勒紧裤腰带，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外汇储备的做法以后，两年后亚洲的新兴项目就很戏剧性地由赤字向盈余转化，而且外汇储备也大量提升。

 

97、98、99亚洲许多国家的老百姓经历了大幅度的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且有不少企业在危机当中倒闭。有的可能是百年老店，结果由于危机的原因，导致要么倒闭，要么控股权转手，这个对这些家族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它是不是由坏事转变成了好事？经过了十年以后现在来看，很多的亚洲国家都经过了这一次洗礼以后在综合竞争实力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整个经济也更开放，也采取了浮动的汇率，从整个经济来说抗风险的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危机给了一些亚洲国家一些深入思考的机会，促使他们在某些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十年以后，到目前来看，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利用了这样一次危机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了比较好的调整，应该说亚洲国家目前的经济情况普遍比十年以前要健康得多，抗风险能力也提高了很多。

 

另外，我们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和当时泰国选举以及印尼苏哈托总统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大的政治压力，包括韩国选举，都是有相关性的。我和郭立民在《欧洲金融管理》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搜集了一些资料对亚洲的经济进行了一些分析，我们当时的结论是新兴市场的危机跟政府换届有关，实际上就是跟政治风向有关。

 

 

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状况和当下中国有很大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当时亚洲所有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因此这些国家在外国投机者的冲击下基本无力招架，中国现在有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抗风险的能力是很强的，因此没有必要因为股市存在一些问题或者银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就惶惶不可终日。我认为中国政府是有相当能力来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换句话说，政府的金融资源是相当强的，应对一般的金融危机还是有相当的处理能力的。

 

现在人们比较担心股市，担心如果股市现在炒得太高，是否会产生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风险，但是只要政府处置适当，对股市采取和风细雨的调节方法，而不要采取突然的打压，让自己完全站在投机者的对立面上。只要老百姓的损失和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那么股市的变化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冲击作用应该还是有限的。政府有必要提醒老百姓投机是有风险的，但并没有必要让政府直接出面把股市一定要打压下去。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房地产，亚洲国家当时的经济当中的确有泡沫的成分，其中就包括当时房地产的投机。当时亚洲的房地产投机问题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问题就是泰国。泰国当时的房地产泡沫的确是比较大，而且这个泡沫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很多的房地产商借了很多高息的美元贷款进行房地产的投机。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汇率调整以后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发现自己是资不抵债的。这对危机的发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借了大量的外债，当他们倒账、破产的时候，就导致了银行风险的积聚，以及不少财务公司和银行的破产。这个教训是我们应该吸取的。

 

但泰国的情况和中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内资而不是外资。所以我认为目前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外资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起到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也主要是局限在几个大的城市。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有步骤的开放外资。根据高盛预测，不出意外中国的经济应该在2040年到2050年左右在总量上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你很难想像它不是国际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到时候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应该是相当的。那如果现在我们不开始逐渐朝那个方向走，将来突然起步可能会出现不少问题。

 

目前来说，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相当低效率的，主要反映在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投资的回报相当低，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新的，高回报的金融产品的引进和推广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将会制约中国中产阶级的聚集，毕竟有一个比较大的中产阶级，对国家的稳定有好处。

 

现在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在世界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美国由于比较严重的三赤字问题——财政赤字、外贸赤字、经常项目的赤字——导致了美元的疲软。而我国外贸经常项目的大量的顺差使人民币产生了比较大的升值压力，应该说中美的问题变成了世界经济的比较大的问题。能量还在比较大的集聚。

 

我个人希望，集聚的不平衡，积累起来的不平衡，能比较快地释放掉。这个释放可以使得人民币更早成为可以国际兑换的自由货币，这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我们制度上的进一步开放有很大裨益。

 

当然，这方面的问题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政治问题，因为采取上述办法可能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利润，也可能增加失业率，但我个人认为影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我认为可以采取试点的办法，适当的时候可以把步子放得快一点，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再决定是小步快走，还是小步中走，还是小步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