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和印度朋友S君一起走访了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据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万人，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坦率地说，这里的居所哪能算是房子，它们是暗天无日的窝棚，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3平米，平均1400多人一个厕所（另一说法是上万人一个厕所），苍蝇乱飞，老鼠乱串，各种传染病频发。这个贫民窟还是孟买最大的废品处理场：我看到无数打工者（很多是童工和低种姓者），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废塑料、废电脑、废瓶子、废罐头、废纸箱一一加以分拣，重新处理，这些人没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码的劳动保护，连焚化废锡铁皮的炉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镜。S君告诉我这里大部分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日均收入不到1美金，周末也不休息，自己还要管吃。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部分是在真心诚意地为贫民做好事，如办学、行医等，但另一部分则是黑社会组织，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甚至控制了供水（这个贫民窟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自来水供应）供电（经常停电），他们还与政客勾结，使孟买的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

　　血汗劳动、童工奴隶、专横的黑社会，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发生在“印度的上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里，人们对这类事情似乎已经麻木，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这类事情太多，数不胜数，法不责众，所以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二是这里的劳工大都属于低种姓，其他种性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三是这里很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腐败成风，早给雇主收买了。

　　我问S君政府为解决贫民窟做了些什么？他告诉我，1995年政府制定了一个计划，五年内要改造孟买90万户贫民窟“住房”，但5年过去了，一共完成了6000户的改造（户均5人，改造后的户均居住面积为21平米）。我怕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他一下，他干脆用笔把这句话完整地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我曾写过自己过去访印的观感：“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说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中国通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次访印归来，我这些话一个字都不用改。

　　印度有一大批只会空谈的政客，他们在竞选时总是胡乱地向选民开空头支票，什么“5年后让世界忘掉上海，只谈论孟买”，以我对印度的观察，孟买20年后也达不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坦率地说，在这个印度最发达的城市，今天一半居民的居住条件还不如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还不如我们汶川地震灾区的简易房，真不知道孟买怎么赶上上海，真不知道印度怎么赶上中国? 印度这几年在软件、外包、制药等行业有长足的发展，说明了印度这个国家确实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某些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但这些行业迄今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印度的人口增长又快，印度也因此而无法解决长期困扰自己的赤贫问题。

　　国内一些人主张学习印度的民主，甚至学习印度的贫民窟，认为这是尊重人权，我真想建议这些人去印度发达地区的贫民窟小住一两天，亲身体验一下印度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了解一下什么叫“贱民”，什么叫 “滚地龙”，什么叫“暗天无日”的生活，什么叫“儿童奴隶”，什么叫“黑社会民主”，什么叫“没有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权”。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印度。中国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处理，但印度的贫富差距确实远远大于中国。我们这些学者用的是基尼系数，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高于印度，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高于印度。问题是基尼系数只计算人的收入差距，而不计算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等，中国的农民工绝大部分在家乡都有自己或者亲人的土地和私宅。而印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旦流入城市，贫民窟就是他们的“天堂”。我真是希望中国有志于研究贫富差距问题的人，把土地、私宅这些资产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一些更有说服力的比较。是否拥有私宅，对于一个农民，甚至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活品质的天地之别！

　　“贫民窟与孟买恐怖主义袭击有没有关系？”，我问一位印度报社的资深编辑，他毫不迟疑地对我说：“当然有关系，我们孟买市内就有一个索马里。孟买穆斯林的人口有200多万，但大多数的穆斯林都贫穷，住在贫民窟，年轻人失业率极高，宗教极端主义在这里有市场，不少人从事贩毒，收买了孟买的警察和官员，而且与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里应外合”。我不知道这个分析是否准确，但我碰到的印度学者中至少一半人都同意这个观点。

　　印度产生了一些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企业家，我教过的印度学生也大都非常优秀，即使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孟买贫民窟，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改善生活而辛勤劳作，我对印度的最终崛起毫不怀疑，但我也认为印度只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否则印度很难真正崛起。可惜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被西方的不值钱的赞扬吹得飘飘然，真的以为印度拥有一种比中国更为优越政治体制，很快就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中国。我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印度今天的所有问题都与其政治体制差劲有关。由于这个体制，印度无法有效地解决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特别是1亿6千万贱民无法真正获得解放；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农村贫困、城市贫民窟、恐怖主义威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印度怎么崛起？印度与中国的差距怎么可能缩小？

　　我这次访印期间，印度朋友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孟买恐怖主义袭击这个话题，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多印度人都有一种无力感，因为这次危机暴露出印度太多的问题：警察不争气、情报系统不争气、政府部门不争气、官员更不争气，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孟买为例，从2002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较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2006年夏天，纵贯孟买南北的这条城轨就发生过大爆炸，造成了200多人死亡。但是到了2008年，印度上上下下的防恐意识仍然薄弱。2008年11月的恐袭发生后，印度精锐的反恐部队，花了9个小时才抵达袭击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和印度学者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印度学者问我：如果中国碰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应对？我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不好说，但我可以谈一件事：2008年5月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国中部山区，远离国家的经济、金融中心，但我们的军队在20分钟内就启动了救灾机制，我们的总理在2小时之内，就坐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了，我们的医疗队3、4天内就覆盖到所有1000多个受灾的乡镇，直接救助2千多万灾民。另一位学者追问：“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恶政’更有效率。中国发展模式的相对成功证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香港特区, 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恶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今天恐怕还要加上破产的冰岛；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我回答完，会议厅内一阵沉默，会议主席说：看来我们印度人也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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