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烙痕，让人时刻都有着一种对国家、对民生的强烈使命感和义不容辞的义务。

　　这种烙痕，在“铁人”王进喜身上同样有之。听闻新上映的《铁人》票房不算好。这是可预料的，毕竟那个年代和我们当下的生活隔膜得太远了，这是一个更为提倡个人权益的社会。但是，在经历过那一代的人们身上，如宗庆后、如沈文荣、如我的父亲，烙痕延续了下来。沈文荣是沙钢集团董事长，今年在《新财富》富豪榜排名第一。《南都人物周刊》采访他时，惊讶于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而我的父亲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一再叮嘱他的儿女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为人民服务”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不理解他们，但不可不尊敬他们。

　　在他们那里，“国家”、“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是与自己血肉相连、共呼吸的。例如，在宗庆后那里，这些已经具化成娃哈哈的每一名员工、为娃哈哈提供原材料的农民、西部落后地区的企业。

　　在浙商大会上，宗庆后将发言的重心放到了面对经济危机，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他强调民富国强，坦言道：“第一是通过合理分配来拉动内需，第二是要减轻税负，第三要让老百姓有钱花，还要解决好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问题，让老百姓敢花钱。”

　　这是他一贯的呼声。在今年“两会”上，已担任七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再三强调：“少收一点，就是多发一点”、“要让老百姓手里有钱”。话很朴实，道理深远。

　　娃哈哈的员工基本是“全民持股”，每年娃哈哈都进行分红。员工获得的分红超过年薪的50%。娃哈哈的员工为房价烦恼，宗庆后立即拍板发放补助：“公司买下的房子约3000多元/平方米，当分配的时候，公司补贴1200元/平方米/人，如果夫妻都是娃哈哈员工，合计补贴就是2400元/平方米。这样的价格，员工是能承受的。”

　　去过娃哈哈的厂区，看到整整齐齐地停满了员工的私家车，我们都感叹：让员工买得起房，买得起车，在金融危机时不裁员，不减薪，让员工丰衣足食地过上无忧的生活，这不就是一个企业家对社会的最大责任，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宗庆后对员工的善，颇让人触动。推而广之，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情怀。非典、哈尔滨水污染、雪灾、地震等公共危机中，都见到了娃哈哈活跃的身影。仅在捐助教育事业这一单项上，娃哈哈已捐助了1.5亿元。

　　捐钱捐物是解决一时之急，更为深远的救穷则需要让人具备“造血功能”，实现自我的救助。难得的是，宗庆后将“老吾老、幼吾幼”的情怀配以了巨大的气魄和长远的眼光，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主营任务中，将慈善变成细水长流、变成了“造血机”。

　　浙商大会，见了不少更为年轻更为活跃的精英。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与我父亲同辈的老人。我们的父辈，身上有着他们那个年代鲜明的色彩。虽然也许与当下格格不入，但是，他们那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使命感和身体力行，贡献或大或小，都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