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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尼克•赛地安德(Nik Seidenader)曾考虑跻身涌向中国的制造商行列。但是，作为赛地安德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最终否定了上述想法。赛地安德是一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为制药行业生产检验设备。

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印度，电脑公司Esys董事长及主要股东维卡斯•戈埃尔(Vikas Goel)，选择将他的主要工厂设在新加坡，在那里生产台式电脑，要比在中国生产便宜40%。

在上述两人战略抉择的背后，是一个正影响着全球制造业的重大变化。尽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似乎无懈可击，外国企业却开始更加仔细地思考，是否将企业设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尽管劳动力成本较高，更为成熟的工业化地区仍然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很多东西。

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制造业专家哈尔•西尔金(Hal Sirkin)表示：“虽然中国仍将是多种制造业投资地的有力竞争者，但公正地说，各企业正在重新评估它们的在华投资政策。”

中国仍对外国制造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张的、逾10亿人的市场，而且，目前中国已成为了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制造国。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增长了近3倍，比全球制造业的总体增长速度快10倍。

然而，对于在中国经营工厂的缺陷，人们的担忧不断加剧，这其中包括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在保护商业机密方面的忧虑。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依旧低廉，但这并不总是一个企业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举例来说，对于戈埃尔而言，这方面的影响就很小：新加坡每小时的劳动力费用是中国的两倍半，但在电脑的生产费用中，装配线上的劳动力费用所占比例不足2%。同时，工资的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熟练工的薪水。

在美国上市的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董事长麦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表示：“5年前，在中国雇佣一名工程师的花费只有美国的1/10。而今天，差距只剩下了一半。”伟创力是全球电子业第二大代工制造商。

其它成本也有所上升——比如运费。马克斯表示，许多企业已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尽管并非所有企业都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马克斯称：“毫无疑问，在中国运营工厂的企业，在其它地方的运营成本可能更低。”

另一个忧虑，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荷兰电子企业飞利浦(Philips)首席执行官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对中国情有独钟，而他却表示：“我不想把很多包含专利技术诀窍的制造业务放到中国。我担心技术会泄漏出去。”

日本手表及精密零件制造商西铁城(Citizen)在中国有11000名员工，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Makoto Umehara)明确表示，这些员工被限制在生产过程中的低技术领域，原因是担心可能泄露商业机密。

中国法律气候变幻无常，权力分散在许多省级国有机构，它们彼此之间常常相互争斗，甚至与中央机构争权夺利。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经营企业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美国汽车配件公司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东南亚业务负责人阮文汪(Van Vang Nguyen)表示：“在中国要让业务运转起来，需要大量的妥协和磋商。”

江森自控原本愿意独立经营，但却与不同的国有企业建立了5家合资企业，因为它无法与中国上下遍布的政府官员达成一致。他表示，印度的法律框架更富吸引力。

他的评论有助于解释印度何以吸引制造商们的关注，尽管流入该国的外国投资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

最后，主要工业化国家正在重新发现它们的竞争优势所在。研究集团美国精益企业研究所(Lean Enterprise Institute，简称LEI)总裁詹姆斯•沃麦克(Jim Womack)表示，越来越多公司生产的产品说明书改动频繁，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如果工厂与消费者隔得太远，它很难对此类变化做出迅速反应。

美国电子产品制造商合宝(Hubbell)总裁提姆•鲍尔斯(Tim Powers)表示：“在我们的产品中，有40%是按客户要求定制的……中国就是太远了，我们无法把它当作自己的制造中心。”合宝产品主要在北美销售，大部分在美国生产。

上述疑虑需要加以考虑。很多企业——比如计算机制造商戴尔(Dell)等大企业和合宝这样规模较小的公司——将越来越多地向中国等低成本国家采购零部件，尽管其装配工序主要在高成本地区完成。

同时，尽管否定者数量不断增加，很多人仍然觉得中国富有吸引力。这个国家代表着“21世纪最大的商机 ”——英国制造工程师戈登•斯泰尔斯(Gordon Styles)如是说。由于对英国制造业工作中遭遇的困难感到恼怒，他于去年7月购买单程机票飞往中国。斯泰尔斯目前是中国南部东莞市工业企业、香港力丰集团(Leeport)旗下力明(Rapman)的首席执行官。

“中国制造活动的绝对数量令我折服，”斯泰尔斯表示，“在我看来，英美的制造业将被消灭。”

然而，对很多公司而言，最完美的方式将是咨询机构麦肯锡(McKinsey)美国制造业负责人鲍勃•斯登菲尔斯(Bob Sternfels)所称的“混合”战略。这种战略可以归结为：企业将生产按照一些变量(如技术复杂程度及与市场的远近情况)分离开来——在各种情况下，都选择最具实际意义的地点。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是合适的地点，而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

瑞典工程公司山特维克(Sandvik)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彼得森(Lars Pettersson)正是这类实用主义者的典型。该公司工具业务为金属加工机械生产切割设备，在全球70个国家拥有 1.5万名雇员。不过，其最精密的生产工作仍在高成本国家进行，在那里更容易获取相关技术能力。山特维克共有4万名员工，其中四分之一在瑞典。

引人注目的是，彼得森表示，即便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扩张，山特维克输往中国的货物量，仍超过从中国运出的货物量。他补充称：“我认为，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仍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