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超级富豪巴菲特和盖茨的巨额捐赠在引起国人一片惊呼的同时，也让国人熟悉了慈善家卡内基的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认为巨富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富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把财富为了公益而散尽，那些身后留下巨额财富的人，死去时将没有人为他唱挽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那守着巨富而惴惴不安地活着的人呢？面对充满不安全感的中国富豪们，我想说的是，在巨富中不安也是一种耻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财富是人们通过奋斗创造出来的，是人的支配物而非对立物，财富内在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物质更充实精神更自由，而不应成为什么精神负担。一个穷人内心充满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财富的匮乏使其无力消除这种不安，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守着巨富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能力通过财富的使用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有能力通过财富主宰自己的命运，有能力去主动营造一种使自己身心愉悦的公共环境。

富人经常抱怨仇富情绪，抱怨穷人的偏激、野蛮和攻击性给自己带来的不安全感，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相比穷人，一个社会中掌握着财富的人永远占据着营造社会氛围的主动权，财富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一个社会的舆情。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在巨富中充满不安，这是中国富豪的耻辱。

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１０％的富人掌握着这个社会７０％以上的财富，富人有充分的财富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存氛围，营造一个使自己身心愉悦的环境，让自己获得免于不安的精神自由。首先，可以积极地投入慈善事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捐赠一方面可以让“对自己边际效应近于零的财富”给更需要的人带来幸福，更是弥合贫富差距的一种精神沟通。可中国富人非常吝于捐赠，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７５％来自国外，只有１５％来自中国的富人。然后，可以积极地纳税甚至要求增税，富人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赋税，可以在公共领域充满道德自信地面对公众。正因此，当２００１年布什政府准备废除遗产税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反而予以最强烈的反对，他们呼吁“请对我们征税”。而中国许多富人一方面是以逃税、避税为荣，一方面以“会挫伤创富积极性”应对舆论屡次提起的征收遗产税、累进税议程。

富人本可以通过理性的财富使用主动营造氛围让自己“心安”，而他们在现实中却放弃了这种主动权，像守财奴那样守着财富，被动地面对仇富，在“被嫉妒想像”中放任这种不安，甚至以精神撒娇的语气面对舆论无辜地诉说和暴露着这种不安全感。他们不知道，惴惴不安地守着财富是多大的一种耻辱。

最后还想说一点，富人的不安全感还来自于对权力的恐惧，无恒产者无恒心，他们害怕政府权力对自己财产的控制。面对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权力，理性的富人应该选择与公民社会站在一起，融于公民社会中，成为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在驯服权力中让财富安全。可让人失望的是，中国许多富人却选择了“消费前卫政治后卫”，选择了倒向权力和与权力结盟，寄望于在权贵联盟的结构中使自己的财富更安全，寄望于通过依附权力聚敛更多的财富。富人的这种站位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只会加剧自身财富的不安全，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底层的反感，增加自己的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