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的个体基因

　　文 / 《中外管理》评论员 李靖

　　本期杂志出版时，正值建党九十周年的重大节日。社会各界在用各种方式回顾这近一个世纪的宏大历史画卷，而这个画卷的鲜明底色就是——红色。值得一提的是：红色文化在社会上的“复兴”，并不是从今年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才开始，而是近几年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从红色影视剧、红歌甚至“红色管理”——向解放军学管理、向党史学管理等等，红色文化的走向和趋势，对社会各方面的意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红色文化“复兴”势所必然

　　据说2007年冯小刚选择《集结号》作为主题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也不理解：这样“主旋律”的电影，在贺岁片里能有票房吗？

　　而事实就是证明：看惯了或风花雪月或砍砍杀杀或阴谋诡计的观众，此时就是想看看有理想、有信仰、有献身精神、有壮美色彩的硬派电影。而之前也并非没有先兆——2006年《亮剑》传奇般的成功，已经预示着观众口味开始转向有“精气神”的作品了。

　　所谓风水轮流转，社会上许多人信仰的缺失，就意味着对信仰需求的急切。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我们的社会不能老处于信仰缺失的状态。而社会上穷人生活压力的加大，更使得“为穷人打天下”的文化获得回归。

　　就此点而言，红色文化的“复兴”确有其道理，这是一种心灵需求的循环，更是一种现实需求的呼唤。

　　时代需要“新红色文明”

　　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红色文化？是很有讲究的。因为我们要避免那种被极左年代沾染变形的红色文化，还要注意红色文化在新的社会时期的不断完善。

　　以红色文化中的核心元素——集体主义为例。极左年代的红色文化，强调的只是个人应该为集体牺牲。而马克思讲了：“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就是说：不存在只承担义务不享受权利的事情，也不存在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事情。一旦失衡，必不持久，哪怕是集体与个人之间。战争或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年代(战争边缘状态)，只强调个体应为集体牺牲可以理解，但和平年代、非特殊年代，则只能在权利义务的平衡中寻求持久之道。这就需要红色文化与时俱进。

　　这一点对崇尚“红色管理”的企业家尤为重要！——一旦只是学到些被极左年代污染的红色文化，企业内部权利义务的关系则非常容易失衡。

　　笔者曾在本栏目中探讨过“新集体主义”话题，其中提到：新集体主义“是以充分尊重个人价值为基础的”。而现在笔者认为把新集体主义表述成一个“循环”则更为准确——在新集体主义框架里，既有个体为集体做出牺牲，也有集体为个体做出牺牲。新集体主义中权利义务的稳定就在这种循环中，而不是像极左文化那样只强调一方的牺牲。

　　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是因为战争是在求生存和胜利，而和平年代则是求持久与和谐。

　　最近看群体心理学经典之作《乌合之众》一书，里面提到一种规律性现象很有意思：一帮聪明人合起来的结果并不是更聪明，而是——还不如一个平常人的智商！或者说：一群人在一起，往往“情商”(情绪)很高，智商很低。所以巴菲特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买股票，说那是让聪明人变傻的地方，反而愿意自己一人冷静而独立地研究、判断。

　　而打破这种群体心理悖论的关键，则要明确其中每个个体的身份，给每个个体的权利以充分的尊重、肯定和保护。

　　这实在是值得正学习“红色管理”的企业家所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