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强国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对中国采取遏制为主的政策。使中国注定要同当其在各个领域内争夺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

结合此前萨伊德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我有理由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同儒家文明之间也很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因为基督教同伊斯兰教同样具有侵略性的原教旨派别）但这种冲突很可能是“隐性”的，即强势的一方企图在弱势文明尚未能够有能力对其产生威胁之前将其摧毁或者同化。即通过文化输出和同化政策来达到目的，将弱势文明变为其文化殖民地 。

因此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不断的发展自身，迎接这种挑战。这是一次绝对不能够失败的竞技。如果失败那么中国不但面临着被永远肢解的危险，更面临着中华文明被基督教文明吞噬的危险。

如果中国成功的完成转型，并且实现复兴，那么未来世界的格局将由美国及其基督教文化圈、俄罗斯及其东正教文化圈、中国及其儒家文化圈以及欧盟、印度，阿拉伯文化圈和拉丁文化圈、非洲南部国家共同构成。到那个时候， 就只有中国、俄罗斯以及能够形成稳定独立的决策层的印度、和掌握核技术并同样具备了稳定独立的决策层的巴西等几个国家。
　　
　　本文想讨论转型期的中国将面临和种挑战，以及我们可能的应对方法。本文拟分为两篇，前篇为对外战略，后篇为内部战略。其中后篇又分为务实改革和务虚改革两个部分。
　　
　　前篇：对外战略
　　
　　一 对我国外交的总体判断
　　
　　在经历了长久的“韬光养晦”的国家策略之后，我国的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国家利益开始转为向外扩张的内在要求下，我国的外交战略开始由重在“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向“韬光养晦”与 “有所作为”并重。进入了新的外交阶段 。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对外战略底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建设完备的战略石油保障和储备体系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
　　
　　1、以不惜战争的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发生战争。
　　
　　2、绝对不卷入与任何国家军事对抗或者军事竞争当中。
　　
　　这两点从我国历次处理外交危机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

首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家实力有限，当前我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进行国内改革。这一切都需要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条件。而美国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点，不断地给中国同周边地区制造矛盾。其目的无非是干扰我国的改革进程，破坏我国的周边关系，扰乱我国的改革发展部署，阻止我国的经济扩张，并伺机侵吞我国民族资本和国有资本。以及通过作为调停人获取对中国的谈判筹码，使其获得经济利益。而中国周边的弱小国家也企图趁势从中国攫取利益，因此为了保持和平仅仅靠忍让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威慑力。

因此“敢于进行战争”就是我国的一张王牌。因为有了这张王牌在手才能够彻底威慑周边的弱小国家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一味强调战争就又会陷入“中国威胁论”的全套。因此我国所采取的是一种“模糊”威慑力的策略。所谓虚虚实实，亦虚亦实。让所有人都摸不透，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必要的情况下我国还可以让某些人充当“鹰派”分子以个人名义散布战争恐吓，达到震慑的目的。当然这一切都仅仅是台面上的表现，我认为我国的根本底线仍然是“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对抗和战争”以换取宝贵的发展时间进行最为紧迫的对内改革。

因此无论是台海和东海危机再严重，我认为我国政府都会尽一切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和幕后交易的方式来解决。虽然不怕战争但是绝对不会轻易开战，不但延缓自身发展而且给人以口实。这中间如何斡旋就是中国和各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了。
　　
　　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外，我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外交还体现了以下三个原则：
　　
　　1、国际交往的和谐原则，所谓和谐就是把“求同存异”切实贯彻到外交当中，对中国有利的要积极响应，对中国不利的要积极改善，暂时无法改善的就搁置争议。但和谐不等于“我国赔本赚吆喝”，而是要综合利用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对对方施压，争取国际交往的主动权 。从我国同俄罗斯东部石油线路和最近的一系列商贸谈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发现，我国已经开始走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谈判困境”，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用战争的手段解决政治谈判问题，用政治谈判的手段解决战争问题”的轨道上来。一句话，用谈判桌之外的手段解决谈判桌上的问题，用谈判桌解决谈判桌以外的问题。
　　
　　2、积极的多元外交原则。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就是采用积极回避的态度对应美国的遏制，首先是不承认美国是自己的对手，然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并力争同各个地区的各个层次的国家都建立排除美国在内的“经济共同体”，营造一个有中国参与的交叉复合的多个经济联盟体，同时尽量将美国完全排除其外 。这个外交原则有点类似于脾斯麦为了应对英国的遏制政策而对德国的外交设计，只不过当年脾斯麦所营造的是安全体系而不是经济体系。第二个层面就是外交手段的多元化，我国开始逐步重视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正在逐步的放开和尝试支持文化外交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从根本上影响其它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提高中华文明的整体形象。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将外交分为点面的结合，根据同中国利益的亲疏而确定不同国家的外交等级（这一点不是新内容了）。对其展开不同层次的外交策略。比如对非洲某些国家的“援助”性开发项目 。
　　
　　3、务实的外交原则，我国的外交已经走出了从前的意识形态外交和以“韬光养晦”为主导的外交路线。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经济贸易的不断发达。我国的外交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务实成分，即外交也成为了发展我国国内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外交和内政被成功的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我国开始尝试在国际社会资本输出，尝试寻找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并力图在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发挥作用以及利用外交手段谋取先进的技术和专利为我国企业的结构调整提供帮助，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一阶段的我国外交更多地体现了务实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