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的創新企業
　以下摘錄《與龍共舞：十億顧客的商機與挑戰》部份內容，帶你透視中國。

　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一九八五年，我與當時在泰國一家難民營工作的姐姐莉莎結伴，開始了六個星期穿越中國的背包之旅。

　當我回美國時已經深信，中國必定會在國際舞台上崛起，而這也將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經濟事件。哄妻子凱茜相信台灣「就跟夏威夷一樣」後（我從未去過台灣，但知道那裡的石化廠比鳳梨園多），我們夫妻在一九八七年初賣掉了全部家當，一人拎著兩個行李箱飛到台灣，找了一家破舊的基督教女青年會住了下來。當時的計劃是，在三十三歲的「高齡」先學中文，然後前往中國大陸。

　我在中國四處旅行，親自體驗了共產黨的官方效率，也親眼目睹了他們私下的務實。所到之處，從狂沙蔽日的青海到潮溼悶熱的廣東，當地從上到下各級黨政官員都滿口重複著黨的最新精神。然而政治過場走完，談話就總會轉向做生意。我發現人才浪費在這個國度裡隨處可見：替我拿包的賓館服務生有經濟學位，替我開車的計程車司機竟是受過嚴格培訓的工程師。然而，對發展的渴望已經讓這個國家迫不及待了。我發現，雖然經過了四十年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大陸人骨子裡卻和港台同胞一樣，都是不折不扣天生的經濟動物。

天生商人
　我在第一次到廣東省做採訪的途中，認識了一個叫曹兵（音譯）的人。在北京飛往廣州的飛機頭等艙內，他就坐在我旁邊。這個人個子不高，一臉鬍子，頭髮也亂糟糟的。他穿了條藍色牛仔褲、一件破了洞的綠色套頭衫和一雙破破爛爛的耐吉球鞋。起飛時，他把一個黑色運動包緊緊抱在懷裡。旅途中的大部份時間，他都拿著個小計算機狂按不休，並把結果記在空香菸盒上。沒和他聊天之前，我以為他腦子有點不正常。

　曹兵住在廣州機場旁邊的金英雄按摩中心。他說自己一個月當中有二十五天都在全國各地飛來飛去。他壓低嗓音告訴我，懷中的運動包裡面裝著兩萬美元。中國當時還沒有官方的外匯交易系統，所以曹兵就在按摩中心建起了一個全國性的外匯交易網。

　他在十多個大城市裡都雇有街邊外匯交易員，俗稱「黃牛」。這些人一般都守在賓館門外，用人民幣和外國遊客交換美元。曹兵靠著不同城市間的黑市匯差賺錢。他和同夥滿中國飛，哪裡美元價格高就賣出去，哪裡低了再買回來。這個四十五歲的男人只上過初中，過去是在西部偏遠省分雲南種菸草的農民。

一切向錢看
　不久以後，我又在上海碰到四十來歲、自稱楊百萬的鋼廠工人。他嘴裡的壞牙不少，但腦袋裡的大買賣更多。他只讀過九年書，就以上海法租界一家破舊電影院裡的咖啡館為基地，一年內能賺到當時絕對聞所未聞的十萬美元。

　楊百萬是靠收購工人手中的國債發的財。中國政府曾經向工人強行攤派國債，以抵做工資的一部份。他以極低的價錢從偏遠縣城認為國債不過是些廢紙的工人手中買來國債，然後拿到上海新成立的國債市場上拋售，賺取大筆利潤。

　曹兵和楊百萬賺錢的方法雖說原始，他們率先使用的經商竅門卻直至今天還在中國通行，只不過形式更複雜一些而已：鑽改革進程中的空檔，利用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雙軌制造成的差異獲利。

　中國從共產主義過渡到擁抱資本主義的速度並不應該令人吃驚。在這個國家，等同於西方人「聖誕快樂」的新年賀詞是「恭喜發財」。

　由於十年浩劫和腐敗摧毀了中國人對政治體制的信任，改革開放又使得百姓面臨不斷的變遷，許多中國人只好把全部的信任給了錢。向我直言不諱挑明這一點的，是武漢一個走私香菸的小夥子。

　我是在武漢開會的空檔中，在街上閒逛時認識他的。這小夥子姓楊，二十九歲，穿得邋裡邋遢，一臉的憤世嫉俗。一週前，兩名警察在試圖勒索街邊小販時被人開槍打死。我告訴小楊我是美國人後，他以報喜的口吻向我講述了這起槍擊案。

　「美國很棒，因為槍讓人人平等，」他說，「在中國，自由就是口袋裡有錢。」他衝我晃了晃一疊足有十五公分厚的五十元鈔票。「在中國，有錢就是大爺，沒錢就是孫子。」

創新混合的馬列主義
　了解了中國人的文化積習，我也就不為在中國從未遇到過任何真正名符其實的共產黨員感到驚奇了。

　真正的共產黨員應該對廢除財產私有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哲學抱有堅定信仰。毛澤東思想依舊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以自我犧牲與艱苦樸素為核心的「延安精神」是中國官員對外宣稱的理想。中國共產黨近來已修改黨章，明文規定將保護私有財產，並強調自己不僅是工人和農民階級的先鋒隊，還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官員依然沒完沒了地聽報告或參加思想學習，聽著比以往更加創新混合的馬列主義字眼。然後，他們會鑽進奧迪或朋馳轎車，返回在「比佛利山莊」、「公園大道」、「棕櫚泉」等高級社區的豪宅，路上還不忘順便用手機查查股票價格，家裡還有從哈佛大學或華頓商學院拿了MBA學位的子女，等著商討私有化大計。

　大多數共產黨官員的處世哲學，都可以用「口是心非」來概括，也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因為共產黨相信，不這樣就會有不利於社會穩定的風險。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既是悲劇，也是轉折點，根源在於共產黨內部保守派和改革派間存在巨大分歧。保守派贏得了這場戰役，卻輸掉了整個戰爭。

　天安門事件之後，共產黨加快了私有化和市場改革的進程，因為天安門中喪失的民心，只有透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才能挽回。然而，相當現代化的體系卻依舊以古老的傳統和經驗為根基。

　統治中國的依舊是歷史悠久的文化，而非其他。這一點只要看看共產黨內政治精英手中的財富就可見一斑。這些人不斷積累財富，為的是讓親朋好友能持續站在市場經濟的金字塔頂端。

　沒有人公開承認，但私底下人們都相信，共產黨的高幹子弟會利用他們的地位和關係賺錢。

　轉眼到了二○○五年的年中，我坐在北京的寓所中感歎，無論從國際慣例上還是從中國傳統方式上，中國的經商環境都已快速走上了正軌。中國經濟復甦的新創和轉虧為盈兩個側面就這樣融合到了一起。

　十五年前我剛到北京時，一到冬天，街頭巷尾就都堆滿了大白菜。白菜是春天到來之前人們唯一能吃到的蔬菜。

　人們把白菜塞到樓梯下、窗台下，甚至搬進冰冷、鋪著水泥地的房間裡，放在床下。

　整個冬天人們就靠吃白菜過活，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要一層接一層地剝掉爛菜葉，吃白菜心裡好的部份。

　而今天，北京的街頭已到處是商場、手機店、足浴中心、星巴克和小商店，還有那些橫穿馬路的時髦行人。中國上百萬的新興私家車主彷彿把油門和方向盤當成了釋放內心激情和創造力的工具，似乎汽車是他們擺脫政治和父母束縛的途徑。

　過去二十年中每年九％的經濟成長率使中國在物質上大為豐饒，但同時也形成了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偏遠地區和老工業區仍有大量貧困人口，而其他大中型城市中則聚集起很多富有的人群。

　大多數人的生活確實比以前好過了。政府的社會福利雖然薄弱，但經濟的快速成長和強大的家庭關係卻形成了一個安全網。

　我訪問過的中國西部貧困村莊中，大多數人家裡都有電視機和一些別的電器，因為他們有孩子進城打工，在工廠或建築工地幹活，把賺到的大部份錢都寄回家裡。

壓抑底下的幽默感
　中國這個直到不久前還貧窮但安全的國家，現在變得不安分也欠安全。人們除了賺錢沒別的信仰。中國文化並不注重個體感受，紀律是中國人一生中學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快樂。巨大的壓抑讓這個民族培養出了強烈的幽默感，因為這是他們可以接受的一種感情宣洩方式。

　我做記者時常到各地採訪，有機會便會找幾個進城的民工喝喝啤酒。他們一般十多個人擠在一間膠合板搭的小屋裡，為建造高樓大廈每天勞作十二個小時。但他們並沒有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公，而是跟我講笑話，或者彼此開玩笑。

　在中國的外國人應該都知道「吃苦」這個詞，如果苦可以當飯吃，足見中國人對自己忍辱負重的能力有多自豪。面對如今的很多困難，中國人依舊任勞任怨，那是因為經過了過去二十五年的飛速經濟成長，中國人相信，他們的未來會更好。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多换几个角度看问题，或许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一些。

我知是把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希望我们都能有些许的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