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欧洲殖民帝国的消失就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发生了剧烈变动，从而显现出20世纪中叶涌现出来的这个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随着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世界却已经完成了其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和《世界历史杂志》的讨论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已经一一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20世纪后半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了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东西怎么会抵挡得住呢? 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生存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quesCousteau）已经发出警告：“在20世纪这100年里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以往全部人类历史时期还要多。”与此相似，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在其1989年的总结报告中说：“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就要来临。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就将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出于对物种和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的悲观看法，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一系列著作已经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的物种链上小小一环的话，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是误导性的，因为在人类物种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了高级智能的人类物种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物种是独一无二的、可以使环境适应于自己需要的物种，他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键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关系的变化来清晰地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在其他大陆上的移民，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人口。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岛上的居民都因此而遭遇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开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人类已经完全能够控制天花病毒了，只有几个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最后一次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的几个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根除，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已经制造出无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决定于当年的6月30日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经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它。由此可见，人类俨然已经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敌人或伙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讽刺却在于，这种主导性正是当今全球病态和恐惧的根源。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以后，人类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新的与内在的自我(而不是外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技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曾提到过科技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一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追求它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坦莫大学（F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状况这一“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保护你的。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 库斯托在《消费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毛泽东在1949年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此后，随着人们的消费期望不断高涨，后来变成了“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加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经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左右，印度从354 393辆增长到 1 100 000 辆，而中国则从420 670辆增长到 2 210000 辆。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但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则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面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名利、权位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 任何社会的第一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思考。也正是因为缺少对这方面的考虑，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这种盲目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此人类现在正在“被迫地”致力于找到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正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指南针”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利用其超群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他在地球上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以及随之而来的遍布世界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人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见证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即便是在占全球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这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融合了国家计划经济、终身雇用制和政府资助等特色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显示出，21世纪在拥有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危险。虽然历史学家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够准确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够基本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实践和机制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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