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仍是我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面临的一个挑战。

　　笔者一年前曾参加中科院人教局和王宽诚基金会组织的“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研修班”。校方对课程进行了精心安排，讲授了美国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及企业在技术转移转化中的作用，技术转移转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和融资问题。笔者参观了阿贡(Argonne) 和费米(Fermi) 两个国家实验室;拜访了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从事技术转移转化的管理部门，并与摩托罗拉公司创新中心、北美最大卡车生产商Navistar、风投公司Sandbox及Venable律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了交流和讨论。

　　通过这次较为系统的学习和交流，笔者了解到美国促进技术成果转化的政策与运行体系以及法律保障，也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思考。

　　来自美国的启示

　　政府的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也存在严重的科研与产业脱节问题，由国家立项支持的研究成果属于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并无权利和责任处置。美国1980年通过的Bayh-Dole 法案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该法案将技术持有人从国家这个虚化的所有人落实到了大学。

　　同时，Bayh-Dole法案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的速度，对提升美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作用

　　我们学习、拜访的高校和两个国家实验室，都成立了一个技术转化办公室(OTT)或技术管理办公室(OTM)，由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员组成，并配备较强的法律、技术和商业人才，往往还有兼职的技术人员。这是促进成果转化的具体机构，其积极性和工作水平对技术转化影响甚大。

　　美国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强调对技术发明人的重视，通过奖励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积极性。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转让技术的收入扣除专利申请维持费用后，专利发明人可得到50%，使发明人能够积极配合OTT工作。公立的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规定，发明人、学校和系的分配比例分别为40%、40%、20%，且不因发明人的退休、离职，甚至去世而改变。

　　企业的作用

　　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将价值链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技术成果转化的最终实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的竞争力代表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企业的研发水平与国外大企业存在明显差距，垄断型企业创新驱动力不足，而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小型企业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支持。这样的状况如不得到解决，建设创新型国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很难真正落在实处。

　　融资和法律保障体系

　　美国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我国近几年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准上市企业的“无风险”投资。作为最需要风险投资的雏形技术(或实验室技术，这也是目前我国应用性科研成果的主要形式)，往往得不到风险投资的青睐。

　　在交流中，美国朋友也提出，近年来中国投资房地产和矿产产生的暴利，使得需要长期投入和具有较大风险的高新技术投资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除了中国的风投缺乏耐心之外，政策风险也是令风险投资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涉及国有资产的复杂审批手续和国外上市的障碍不能保证风险投资的及时退出，使其成为很多风险投资公司的忌讳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保障。

　　我国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思考

　　一项艰巨任务

　　如前所述，美国从政策法律和各种社会资源都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即使在美国，技术转移转化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斯坦福大学2001～2002年的技术转化收入也只占总经费的11.6%，更多的是发明人以创办企业的形式从事转化。

　　中美国情有很大不同，科研院所或大学产生的创新技术成果大多是实验室技术，而中国企业接受新技术，特别是实验室技术的能力相对薄弱，科研人员需要更大的努力形成完全成熟的规模生产技术，才能实现技术转化，难度和挑战大大增加。

　　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商品，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和从产品到商品的两个“死亡危险期”。另外的障碍是知识产权问题。我国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技术成果往往都涉及国有无形资产的评估和管理。由于政出多门，甚至互相抵触，审批手续复杂。由于政策的不匹配，加上行政文化常常以“不出事”为前提，往往造成议而不决、效率低下，极不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要求。

　　体制机制创新是前提和保证

　　在我国，从中央到各部门倡导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已经有很多年，但实际进展却步履维艰。制定的一些鼓励和激励政策，也往往因为政出多门而难以落实。体制机制与成果转化实质上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解放人的过程：农村的改革是让农民而不是村长乡长决定如何种地;企业改革是让厂长经理而不是工业局长决定如何经营。以上两次改革成功的核心是解放了人，即将决策权交给直接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农民和企业家。

　　中国要真正实现科技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在科技转化体制进行大的改革：一定要解放人，将决定权下放给直接从事转化的科研和管理人员，因为只有人，才是生产力要素中最具活力的因数。没有人的努力，所谓的知识产权只是锁在保险柜中的专利证书，无形资产最终会化为无形。这才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乔布斯出现在美国，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如前所述，美国从法律、政策、大学、企业和风险投资，都为技术创新和转化搭建了较为完善的平台。由于市场规律的驱动，并不需要政府特别的动员和号召，就涌现了大量像微软、苹果、谷歌这样从个人和小团队开始的创新和创业，然后在合适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壮大为国际性行业巨头。当然，这与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个人特质也有很大关系，但美国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美国经过短短二百多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一是没有负担，敢想敢干;二是拿来主义，兼容并包;三是做事专注，不肯敷衍。尤其是文化的包容和对创新、创业的宽容，吸引了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通过创造性工作实现他们的美国梦，这是美国能够在创新能力方面领先其他国家的强大竞争力。

　　从科技创新到成果传化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事到万难须放胆，在从事技术转移转化的道路上，科研人员必须有坚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像面对技术挑战那样勇于探索，百折不挠;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敢于冲破重重阻挠和局限，为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闯出一条新路。